导语

面对疫情，科研活动该如何进行？有的被迫中断，有的转移到线上沟通，老牌科研团队此时往往能较好实现合作，而其他人则会失去合作者、被边缘化。这样的科研情况同样影响着青年科学家，也影响着国际间的学术交往，合作网络和信息交流网络被不断收紧。Nature近日刊文，就为我们描述了疫情当下科研合作面临的形态转变，以及科研出行的现实困境。

文章题目：

Scientists’ worlds will shrink in the wake of the pandemic

原文地址：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0-01523-1

边缘化或更民主：

疫情改变科研世界之间的联系

3月中旬，多伦多大学的统计学家 Nancy Reid 正在澳大利亚享受学术假期，而此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开始号召全体公民回国。没过几天，Reid就乘上了返回多伦多的航班，结束了本应该持续3个月、并且可以和澳大利亚的数学家深化合作的时间。Reid说：“我们都是带着有些沉重的心情离开的”。

Reid和其他九名研究人员，都是通过一个由悉尼大学的数学研究所资助的项目来到澳大利亚的，但在国家边境开始封锁以后就返航回家了。根据计划，本有50个启程前往这家研究所的学术访问，但其中30个都被延期或取消了。Reid说这种学术休假机会每6年才有一次，“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想要再去那些很远的地方活动，都得等一段时间了”。

新冠疫情迫使研究人员不得不努力克服各种出行限制造成的不便，这些限制影响了科学研究的进行方式。一些研究者担心这些限制会造成不良影响：这个世界更偏爱精英科学家和那些已经建立完善的、不怎么需要网络沟通的老牌科研团队，而其他人则会失去合作者、被边缘化，实地考察工作成为一种奢望。或者，事实也可能会完全相反：如果线上工作能让那些本不能经常外出的人更紧密地和群体与外界取得联系，那么出行限制令可能有助于科学民主化。在一个出行受到限制的世界里，许多研究者都得重新规划一下了：他们的项目该如何实行？

精英聚拢和网络收紧：

疫情之下的科研合作

新冠疫情也许已经打断了不少合作项目。Caroline Wagner 是哥伦布市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科学和政策研究员，她将2019年12月之前两年内发表的与冠状病毒相关的论文，与2020年1月至4月发表的经同行评审过的论文和预印本进行了比较。

图1：疫情期间，依赖于实地考察的研究者们面临流动限制和数据缺乏。来源：Thibaud Moritz/AFP via Getty

新闻标题：

Impact of the pandemic on Australia’s research workforce

新闻地址：

https://www.science.org.au/covid19/research-workforce

Wagner发现，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研究团队（以论文作者数量衡量）规模略微缩小，成员包含的国家也减少了。中国和其他科研强国之间的共同作者关系变得更紧密了，然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者却减少了。Wagner认为这表明研究者们会和那些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有紧密联系的研究者一起工作。她的团队的成果作为预印本于5月8日发布在SSRN上。

论文题目：

Consolidation in a Crisis: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COVID-19 Research

论文地址：

http://doi.org/10.2139/ssrn.3595455

新冠危机后的大学与以前不会再一样了

向更小网络的转变，可能是由于追求研究速度而附带产生的结果。Wagner认为，国际合作可以丰富研究成果并提升创造力，但是建立合作关系需要花费时间。“如果你的工作进度很紧迫，那么增加新的、额外的合作者，时间成本太高。”

Wagner还认为，如果和发达国家科学家存在的合作正在衰退，那么另外的新合作可能也进展缓慢，在新冠病毒研究以外的领域也是如此。大多数的合作联系都是通过面对面的会议开始的，西班牙巴伦西亚科技大学Ingenio研究中心的社会科学家 Richard Woolley 说：“如果人们短时间内不能一起工作，国际合作就会大幅减少。那些还没有机会发展密切合作联系的青年科学家，此时将会受到沉重打击。”

阿德莱德大学的生殖生物学家 Keith Jones 说：”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在地理位置上远离其他国家，由于其科学劳动力的高度国际化，它其实也备受这种打击。“澳大利亚政府的数据显示，在澳大利亚的超过65,000名博士和硕士中，35%都是来自海外；5月8日澳大利亚科学院的一篇报道估计：由于疫情产生的资金紧缺或旅行限制，今年有9000名留学生将不会在澳大利亚继续做研究。

图2：出行限制影响了合作、会议和休假，但他们会鼓励科学家未来搭乘更少的航班。来源:Alexandre Schneider/Getty

“这样的转变会产生长期影响，”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大学的信息科学家 Cassidy Sugimoto 说：“只要你开始一项研究，并且习惯于合作模式，那么要改变就要花费很长时间”。

报道题目：

Impact of the pandemic on Australia’s research workforce

报道地址：

https://www.science.org.au/covid19/research-workforce

学科方法转变和既有困难：

疫情之下的科研活动

至少短期内，在一个出行管制的世界里，一些研究者必须要改变他们想要的问题，调整他们所从事的项目。作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一个项目主管，Sugimoto认为，她必须考虑科学研究怎么在不出门的情况下实现。“假如人类学家不能再前往考察地会怎样？我们还要资助这些研究吗？”

喀麦隆雅温得的巴斯德中心的病毒学家 Sebastien Kenmoe，领导着一项关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发热性疾病的研究。他不得不取消前往中非共和国的行程，并且开发多种方法远程监控疾病爆发，包括那些由新冠病毒引起的疫情，以此作为实地考察的替代方案。

仅是警钟还是预算破坏者：疫情将如何改变研究经费？

但是对于一些学科来说，并不存在能替代国际活动的方案。自疫情以来，约翰尼斯堡金山大学的古生物学家 Jonah Choiniere 已经取消了前往英国、美国和津巴布韦的数场行程。因为缺乏考察其他国家化石的途径，他计划加倍努力地收集南非各大学和博物馆的数据。不过那也只是局部的修补。他说：“没了国际行程，我真的没法发挥什么作用，我的研究要我必须外出考察。”

很多研究者认为，长期来看，实地考察出行不会受到影响。但是Choiniere认为这次人口流动的停滞，即使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也会影响他接下来两年的学术产出，因为他得推迟处理那些由于行程取消而没收集完的数据。并且，Sugimoto认为，当考虑升职时，研究所必须考虑到那些在疫情中受到更大影响的、研究方式对出行比较依赖的学科研究者。

线上学术和合理出差：

疫情中科研的积极转变

但是，旅行限制也会使科学研究更加民主。Choiniere说：“像Zoom这样的平台和在线的科学会议使学术场域扁平化，因为它们廉价并且具有非排他性，这让合作变得格外的迅速。”

上周，一个博士生Choiniere发表了一场关于自己的大椎龙研究成果的线上演讲。演讲结束后，一位阿根廷的参加者联系了Choiniere，请求在封锁期间进行项目合作，并在封锁结束后讨论更多的想法。

疫情会永远改变科学出版吗？

Sugimoto说：”研究人员应该考虑一些在不需要在场的情况下共享数据的方法。对于因为有护理责任或身体残疾而无法活动的人们来说，这可以改善他们在疫情期间和以后获取资源的途径。“同时她说到：“我希望在不强制要求人员流动的地方，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伦理关怀，对于那些不便于线下出席的人群更要如此。”

航班少了，研究也会更加绿色环保。Woolley过去每两周就要出差一趟，他说：“理性的研究者可以开始重新评估他们的出差行程了”。他说：“科研社区中对气候给科学出行带来的影响已经抱怨很久了，而现在COVID-19正给那些人带来了一个实存的健康威胁。”

的确，一些出行对于知识生产是必须的，但相当一部分并非如此，他说：“负责任地组织科研，意味着尽你所能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不要促进疫情的扩散”。

在这次疫情过后，研究者应该会更加慎重地安排出行。Reid说：“这挺好的，我们对待出行不太可能会像过去一样不负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