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The rise and fall of rationality in language

论文链接：https://www.pnas.org/content/118/51/e2107848118

1. 词汇分析揭示个人主义与非理性思想

近日发表在PNAS的一项认知语言学研究[1]，通过谷歌Ngram分析了数百万英语及西班牙语书籍中的词汇使用，指出1850年以来，“确定（determine）”和“结论（conclusion）”等理性相关词汇的使用频率在系统性地增加，但这一趋势从1980年起发生了逆转。而“感觉（feel）”和“相信（believe）”等感性相关词汇使用频率的增长在2007年进一步加速。

此外，研究人员也发现公众从集体主义转向了个人主义，这体现在诸如“ I”/“ we”和“he”/“ they”等单复数代词的比例上。1980年后，单数代词相对复数代词的使用频率在各类书籍中均显著提升。（见图2）

为了使论证更严谨，研究区分了虚构类书籍与非虚构类书籍，在两者中都发现了单复数代词使用比例的趋势逆转。同时，感性词汇和理性词汇比例的变化也出现在《纽约时报》中，表明分析结论似乎并不受限于语料库的种类，暗示此类语言转变或许确实普遍存在。

2. 推理vs直觉：两种思维模式的博弈

发现语言理性的趋势转变后，我们自然要问，是什么因素推动了语言理性在1850-1980年的长期增长？又是什么因素导致其从1980年起的持续衰落？然而，语言受文化、社会、经济等复杂因素共同影响，难以得出可信的推测。不过，反思语言变化背后的可能因素则完全可行，且也有必要。

该研究作者指出，导致1850-1980年趋势的一种可能性是科学方法地位的提高。那时，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社会经济效益快速增长，科学方法逐渐渗透到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各类教育和政治机构中。正如马克斯 · 韦伯早期所言，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宗教神权等唯心势力逐渐衰微，科学技术得以“祛魅”（disenchantment）。

至于1980年后趋势逆转的原因，或许更加令人难以捉摸。一个直观的猜测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互联网崛起，以及随之出现的社交媒体兴起。各种各种的证据均表明，社交媒体对人类情感、兴趣和世界观影响显著。虚假信息、扭曲认知以及夸张言论的传播通过社交媒体被放大。这一猜测十分合理，但值得注意的是，语言理性的逆转出现于社交媒体兴起前几十年，这说明此前存在其它逆转趋势的原因。对此，作者认为这可能与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有关。经济政策的变化增大了贫富差距，多数财富被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一矛盾导致大众产生不满情绪，降低对理性的信任，从而产生不可逆的变化趋势。

作者在该论文的结尾指出：“无论驱动因素是什么，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与我们两种基本思维模式——推理和直觉——之间的平衡有关。如果推理这种思维模式在大众中的影响真的在持续减弱，那么这预示着公共传媒中看到的乱像很可能是不可逆转的。对此，社会可能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平衡，明确承认直觉和情感的重要性，同时充分利用亟需的理性和科学力量来处理诸如全球变暖、疫情防控等各种复杂的问题。”

3. 语料分析提供新的研究机遇

无独有偶，今年8月发表在PNAS的另一篇论文“历史中的语言记录指出数十年间认知扭曲的激增”[2]，统计了过去 125 年，超过 1400 万本英语、西班牙语和德语书籍中和认知扭曲有关语句出现频率的变化。研究发现，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认知扭曲的文本激增，甚至超过了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水平。

所谓认知扭曲，指的是以一种过度消极和不确切的方式思考自己、世界和未来。具体表现为“二分法推理”、“否定积极”，“过度概括”，例如当人们用消极、绝对的术语（如“我是一个失败者”）给自己贴上标签。由此可见，认知扭曲与个人情绪、行为和语言的变化息息相关。

以上两篇文章分别分析了认知扭曲与语言理性的变化。从结论来看，两篇文章是相互支持的，认知扭曲就是理性衰退的一种表现。而这两种变化出现的时间均在1980年左右，不仅增加了结论的可信度，还表明两者的成因很可能是相同的。从方法上来看，两篇文章均通过分析书籍文本组成的语料库进行社会心理研究，这种定量方法为研究文化和语言的演变提供了机遇。但同时也要认知到此类数据的局限性，研究结果有可能会受到语料库数据组成的影响，比如谷歌图书数据中非正式语言的增加可能与图书数字化的趋势相关。未来研究或许可考虑建立文本间的关系网络，或使用词向量等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来研究更微妙的变化趋势。

4. 后真相时代的矛盾与出路

社交媒体就像一个封闭的回声室，身处其中的人只能接触到支持他们已有观点的信息，使其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当这一效应作用于政治领域时，共识、理解、和谐将不复存在，分歧、霸权、冲突将取而代之。如何打破这一恶性循环？许多研究者对此给出了可能的答案。

今年1月发表在PNAS的评论文章[3]指出，相比于陈列冰冷数据，叙述私人经历对于弥合政治分歧更有效。这恰恰映证了斯大林的名言“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亡是统计数字”。该文章给我们的启发是，私人经历的叙述有助于博得分歧者的尊重与理解，从而达成共识。但同时也要认识到，个人经验所支持的立场并不比数据所支持的立场更接近事实，尤其要对个人叙述在复杂话题中的误用保持警惕。

近日发表在PNAS的另一篇研究[4]通过大规模社会实验发现，对话者间若偶然发现彼此具有相似之处，他们在政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能得以缓解。该研究为政治极化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案，即鼓励对政治问题有不同看法的陌生人群，进行目标明确的非政治话题讨论。事实上，当前已有此类活动的倡议，比如德国的“Braver Angels”。

在后真相时代，理解如何跨越分歧进行沟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政治家、记者、科学家、科学传播者，甚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关注这一问题。是受资本驱动而收割民智，还是坚守原则而求同存异？这是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Scheffer, Marten et al. “The rise and fall of rationality in languag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18,51 (2021): e2107848118. doi:10.1073/pnas.2107848118

[2]Bollen, Johan et al. “Historical language records reveal a surge of cognitive distortions in recent decad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18,30 (2021): e2102061118. doi:10.1073/pnas.2102061118

[3]Van Bavel, Jay J et al. “Speaking my truth: Why personal experiences can bridge divides but mislea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18,8 (2021): e2100280118. doi:10.1073/pnas.2100280118

[4]Balietti, Stefano et al. “Reducing opinion polarization: Effects of exposure to similar people with differing political view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18,52 (2021): e2112552118. doi:10.1073/pnas.211255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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