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丹尼特：从「笛卡儿剧场」到「多重草稿」| 《意识的解释》

导语

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哲学家与认知科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Clement Dennet）认为，所谓意识，其实是被解释出来的。在丹尼特1991年的著作《意识的解释》中，他提出意识产生的“多重草稿”模型，向传统的“笛卡儿剧场”理论发起挑战。《意识的解释》中译本近期由中信出版社再版，本文节选自第五章。

丹尼特引用来自神经科学、心理学、哲学、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和领域的研究和理论，结合精巧的思想实验和严谨的逻辑推演，认为意识并不是“撰写好”的单一剧本在大脑某个部位的“剧场”里有序上演的产物，大脑中也不存在观看这种“剧目”并加以诠释的观众（“笛卡儿剧场”理论）。相反，意识是从并行撰写中的众多版本的“草稿”里脱颖而出的，是一场“群魔混战”的产物，各种片段交替执行高级功能，意识在其间浮沉。丹尼特的多重草稿模型对此后心灵哲学与人工智能研究颇有启发，尽管争议重重，但至今仍闪烁着思想光芒。

研究领域：意识科学，神经科学

丹尼尔·丹尼特 | 作者

苏德超、李涤非、陈虎平 | 译者

梁金、邓一雪 | 编辑

1. 笛卡尔剧场

2. 引入多重草稿模型

3. 奥维尔式修改与斯大林式修改

4. 多重草稿模型在行动中

1. 笛卡尔剧场

大脑中没有任何细胞或细胞群在结构或功能上具有如此突出的地位，似乎是整个体系的拱顶石或重心。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90）

笛卡儿是最先严肃思考如下问题的人之一：如果我们更仔细地去看观察者的身体内部，那会发生什么。他阐述过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在表面上如此自然，如此具有吸引力，以至于从那以后它就一直渗透在我们关于意识的思考中。

笛卡儿判定人脑的确有一个中心——松果体，它是通往有意识心智的大门。松果体是脑中唯一位于中线的器官，它不是成对的，不是左右各有一个。它比一粒豌豆还小，孤零零地立在它细长的支撑物上，与脑后部中央的剩余神经系统相连。由于它的功能相当难以捉摸（我们现在仍然不清楚松果体在做什么），笛卡儿就为它指定了一个角色：一个人要对某个东西有意识，从感官传来的信息就必须到达这个站点，松果体在这里促成了一种特别的、魔力般的互动，即人的物质性大脑与非物质心智之间的互动。

笛卡儿把松果体的作用看成意识的十字转门（我们可以称之为笛卡儿式瓶颈），这种观念，也就是笛卡儿式二元论，全然错了。

然而，虽然这样或那样的物质论现在已是几乎得到公认的意见，但即使是最为老练的物质论者今天也常常忘记，如果笛卡儿的幽灵般的思维之物被抛弃，人脑就不再会有中央大门的角色，甚至没有功能中心的角色。不但松果体不是发往灵魂的传真机，不是脑的总统办公室，脑中的任何其他部分也都不是这样的地方。脑的确是总部，是终极观察者所在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人脑本身还具有更高的总部、内在的密室，而到达这样的地方才是有意识经验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简而言之，人脑内部没有任何观察者。

我们把大脑中有一个枢驻地（centered locus）的观点称为笛卡儿式物质论；如果你抛弃笛卡儿二元论，却又无法放弃一个中心（但是物质的）剧场的意象，你就会得到这种观点——“所有的东西都汇聚在这个中心”。松果体是这种笛卡儿剧场的候选者，但人们也提出了其他的候选地：前扣带回（the anterior cingulate）、脑部网状结构、额叶的各个地方。笛卡儿式物质论认为，在脑中的某个地方存在一条关键的终点线或边界，它标出一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信息到达的次序就等于在经验中“呈现”的次序，因为在这里所发生的就是你所意识的。也许，今天没有人明确地赞同笛卡儿式物质论。但我们会看到，笛卡儿剧场颇具说服力的意象总是会回来困扰我们，无论是普通人还是科学家都不能幸免——哪怕是在这个剧场的幽灵般的二元论遭到谴责与驱逐之后。

脑中有个特殊中心的观点是一种最顽固的坏想法，一直困扰着我们的意识研究。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它会不断出现，每次都会换上新的伪装，也有各种各样看似强大的理由。这样开始说吧：我们个人会在内省中欣赏一种“意识的统一性”，它给我们带来这样一种印象，“在这里面”（in here）和“在那外面”（out there）之间的区分是存在的。

由此，是否就可以依据几何学的必然性推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有意识的心智位于所有输入过程的终结点，同时又恰好在所有引起我们行动的输出过程的发动点之前？从某一外围出发，例如沿着眼睛的输入通道，我们上行到视神经，再向上通过视皮质的各个区域，然后……？通过沿着肌肉与控制它们的运动神经元逆流而上，我们从另一外围出发到达大脑皮质的辅助运动区，然后……？这两条路线朝着彼此前进，沿着斜坡而上，一个是输入，一个是输出。不管实际确定脑中的大陆分水岭（Continental Divide）的准确位置有多么困难，这里难道不应该有一个根据纯几何学推断而得到的最高点、转折点吗？在该点的一侧所有的窜改活动都是前经验的，而在另一侧的窜改活动都是后经验的？

在笛卡儿的图解中，这对于视觉内省明显可见，因为所有东西都会到达松果体，然后又从那里出发。因此，也许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要给大脑做一个更为流行的模型，我们应该可以用颜色来编码我们的探索活动，例如用红色标识输入，用绿色标识输出；我们的颜色突然发生改变的任何地方，就是伟大的心智分水岭（Mental Divide）的功能中点。

输入输出

这个有着奇怪说服力的论点听起来很耳熟。它是一个同样虚假的论证的孪生姊妹，这个论证最近太有影响力了，即暴得大名的拉弗曲线（Arthur Laffer’s Curve）。

拉弗曲线

如果政府的税率为0%，它就没有收入，如果税率在100%，那么没有人会为工资工作，所以政府也没有收入。如果税率在2%，那么政府收入大约为1%时的两倍，以此类推。但是随着税率的上升，会出现回报递减，税收会成为沉重负担。这条曲线的那些具体的斜率也许如图所示，但是，难道一定就存在一个地方，由于几何学的必然性，曲线在这里就会拐弯，也就是说在这里的税率可以将政府收入最大化？拉弗的想法是，由于当前的税率处在拉弗曲线的上坡地带，因而降低税率就会增加收入。这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想法，对许多人来说它对得不能再对了。但就如马丁·加德纳（Martin Gardner）所指出的，单单因为曲线的两个终端是清楚的，就说这一曲线中间区域的未知部分必须是平滑的，这没道理。他以讽刺的口气提出另一个“新拉弗曲线”，在“新拉弗曲线”中，不是只有一个“极大值”；是否可以获得其中任何一个极大值，这取决于历史和环境的复杂状况，而不是任何单个变量的改变所能决定的（Gardner, 1981）。

对于输入输出外围区域迷雾重重的内侧区，我们也应该提出同样的警告：外围区域的清晰并不能保证，同样的清楚区分就可以一路适用到底。加德纳为上述经济学所设想的这种“技术扭曲”本身，与脑中更靠近中心的区域所发生活动的复杂状态相比，是简单的。我们必须停止这样看待大脑，即好像它有这样一个功能的最高点或中心点。这不是一条毫无害处的捷径，而是一个真正的坏习惯。为了打破这种思维上的坏习惯，我们的确需要考察思维活动坏习惯的一些例子，但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好的图像来取代它。

新拉弗曲线

2. 引入多重草稿模型

我在这里提出这种坏习惯的取代者——意识的多重草稿模型——的第一个版本。我预计它看起来会相当古怪，一开始很难想清楚——这是因为笛卡儿剧场的观念根深蒂固。

按照多重草稿模型，各种各样的知觉（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思想或心智活动）能在大脑中完成，靠的就是平行的、多轨道的、对感觉输入的诠释和细化过程。进入神经系统的信息处在连续的“编辑修改状态”。例如，头部只要移动一点儿，眼睛就会移动很多，所以你视网膜上的图像一直在游移。但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却不是这样晃来晃去的。人们常常会惊讶地了解到，在正常情况下，人眼飞快地扫视，每秒大概要动5次，而这个运动就像头部运动一样，在从眼球到……意识的加工过程的早期就被删除了。心理学家已经相当了解实现这些正常结果的机制，他们也发现了一些特效，例如，对随机点体视图所做的深度的诠释（Julesz,1971）。

如果你通过立体幻灯机来看这样两个略有不同的正方形（或者稍微对眼，盯着这两个正方形，直到这两幅图像融合成一幅——有的人不借助任何视觉装置就能做到），你最终就会看到，一个三维图像的形状浮现出来，这归功于大脑里的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编辑过程，该过程负责比较和对照来自每只眼睛的信息。大脑不必先让每个数据列都经过一个精细的特征提取过程，就能完成找出全局最优记录的工作。显著特征（随机点体视图里个别的点）的最低层次的巧合多到足以产生一种解决方案。

大脑的编辑过程制造这样的效果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而另一些特效则可以很快地被做出来。麦格克效应（McGurk and Macdonald,1979）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法国电影配上英语配音时，观众所看到的嘴型动作与他们所听到的声音之间是有差别的，然而在大多数时间里，观众不会意识到这种差别，除非配音很马虎。但是，如果除了一些有意为之的辅音错配外，声道与图像配合得很好，那会怎样？（我们可以设想电影中人的口型表达的是“从左边移向右边”，而声道里发出的声音则是“从着边移向右边”。）人们会经验到什么？他们会听成“从左边移向右边”。在来自眼与来自耳朵的信息贡献之间，在这种人为引入的编辑竞争中，眼睛会胜出——在这个例子中是这样。

这些编辑过程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发生，在这段时间里，各种各样的内容增添、结合、校正与重写都可能以不同的顺序发生。我们并不会直接经验到什么发生在我们的视网膜上，什么发生在我们的耳朵里和我们的皮肤表面。我们实际经验到的，从效果上来说，是许多诠释过程的产物，即许多编辑过程的产物。它们接收相对来说未予加工的片面表征，产生经过比较、修改和提升的表征；它们发生在各种活动流里，这些活动也在脑中不同部分发生。这一点其实所有的知觉理论都承认了，但我们要冷静地接受多重草稿模型的新特征：特征检测或区分（feature detections or discriminations）只需进行一次。那就是说，一旦对某一特征的“观察”已经被大脑一个特定的、局域化的部分所完成，由此而被固定下来的信息就不必再发送到别的地方，让某个“最重要的”区分者再次区分。换句话说，区分并不会使大脑重新表征已经区分的特征以施恩于笛卡儿剧场里的观众——因为没有笛卡儿剧场。

大脑里这些按时空分布的固定内容，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被精确定位，但是，它们的发动并不标志着对它们的内容的意识的发动。这样得到区分的任何特定内容，最后是否会表现为意识经验的一个要素？这始终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我们将会看到，去问什么时候对它有了意识，这是一种混乱的想法。这些分布于各处的内容区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某种很像叙事流或叙事序列的东西，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东西必须受制于分布在脑中各处的许多过程的连续编辑，而且可以不定限地延续到未来。这个内容流更像一个叙事，因为它具有多重性；在任何时间点上，脑中各个地方的编辑过程的各个阶段，都有叙事残片的多重“草稿”。

在不同的时间和位置来探察这个流，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加速促成来自主体的不同叙事。如果我们将此探察推迟太久（比如隔夜才看），结果很可能就是根本没有留下什么叙事——也可能有个叙事流已经被消化或者“得到理性重构”，直到它不再具有完整性。我们如果探察得“太早”，就可能收集到一些说明大脑可以在多早的时候完成一个特定区分的数据，但我们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即扰乱原本存在的多重流的正常进程。最重要的是，多重草稿模型可以避免一个诱人的错误：以为这里必定有一个单一叙事（你可以说它是“最后的”或“出版的”草稿），它是权威的，它就是被试的实际的意识流，不管实验员（甚至被试）是否能够访问它。

现在，这个模型在你看来也许没有什么道理，因为你依据自己的亲身经验得知，意识好像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你仍然如此安心地把你的意识想成是在笛卡儿剧场里发生的。打破这个令人舒服的自然习惯，并让多重草稿模型变得生动可信，这还需要做一些工作，而且还是很怪异的工作。这确实是本书中最难的部分，但它是整个理论所必不可少的，不可以跳过！谢天谢地，这里并不涉及数学。你只需要仔细地、生动地想象，确保在你心中得到的是正确的图像，而不是诱人的错误图像。这里将有各式各样简单的思想实验，帮助你沿着这条曲折之路进行想象。因此，请你准备好进行一些艰苦的练习。最后你会找到关于意识的新观点，这一观点意味着我们思考大脑的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但不是彻底的改变）。［相似的模型，可参见威廉·卡尔文（William Calvin,1989）的“剧情编造”（scenario-spinning）的意识模型。］

理解新理论的一个好办法是，看它如何处理一个相对简单的而旧理论又无法解释的现象。示例A是关于似动现象（apparent motion）的发现，我很高兴地说，这个发现是由一位哲学家提出的问题引起的。电影与电视通过呈现一个“静止”图像的快速序列来产生似动现象，自电影时代以来心理学家就在研究这种现象，第一个系统研究该现象的马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1912）将之称为Φ。按最简单的情况来看，如果两个或更多的小点在视角上分开4度，快速交替闪烁，那么就好像是唯一的一个点在来回移动。人们曾经研究Φ的许多变种：如果这两个闪烁的点颜色不同，那么Φ现象还会持续存在吗？如果存在，那么在“这个”点移动时“它”的颜色会有什么变化？运动的幻觉会消失吗？会被两个分开闪烁的点取代吗？一个在幻视下“移动的”点会逐渐从一种颜色变成另一种颜色吗？就好像在追踪一条穿过有色球体（一个绘上所有颜色的三维球体）的轨迹线？当实验完成时，答案出人意料：两个不同颜色的点各自闪烁150毫秒（间隔50毫秒）；第一个点好像开始移动，然后在它通向第二个位置的幻视通道的中间，突然改变颜色。哲学家古德曼很惊讶：“我们如何能够……在第二次闪光发生之前，沿着从第一个闪光点到第二个闪光点的路径，在中间的地方和时间填上东西呢？”（Goodman,1978,p.73）

对任何Φ现象当然都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但科勒斯的色彩Φ现象生动地体现了这个问题。假设第一个点是红色的，替代它位置的第二个点是绿色的。除非大脑里有“提前认知”（这是一个我们会无限推延的夸张假说），否则在中途红色变成绿色这个幻觉内容的产生，就一定要等到第二个绿色的点的识别工作在大脑中发生之后。但是，如果第二个点已经“在有意识的经验中”，那么，把幻觉内容插在对红点的意识经验与对绿点的意识经验之间，这难道不是太迟了吗？大脑是如何完成这个诡计的？

原因必定先于结果，这个原则适用于完成脑中编辑工作的多重分布过程。任何特定的过程，如果需要来自某个来源的信息，实际上都必须等待那个信息，只有信息到了它才能开始。就是这一点排除了对色彩转换的Φ现象所做的“魔法式的”或提前认知的诠释。要说绿点这个内容是属于任何事件的（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事件），就必须等到从这个绿点来的光已经到达眼睛，并引起视觉系统的正常神经活动，直到对绿色的区分在一定的活动水平上完成。因此，那个（幻觉中的）关于红变成绿的区分，只能发生在区分出绿点之后。但是，由于你有意识地经验到的首先是红色，然后是红变成绿，最后是绿色，这就（“显然”）可以推出，你对整个事件的意识必须延迟到绿点被（无意识地？）知觉到以后。如果你发现这个结论有说服力，那么就表明你仍然被困在笛卡儿剧场里。

3. 奥威尔式修改与斯大林式修改

我真的无法确定，是否别人不能感知到我，或者，是否在我的面孔同他们的视野接触后的几分之一秒里，在他们把目光投向我之后的百万分之一秒里，他们就已经开始把我从他们的记忆中洗掉：在到达记忆力不足的、悲伤的天使长那里之前就已经忘记了我。

——阿里尔·多尔夫曼（Ariel Dorfman,Mascara,1988）

我们没有通过神经外科手术来插入虚假记忆的能力，但有时我们的记忆会欺骗我们，所以我们通过外科手术还做不到的事情会在脑中自行发生。有时我们好像能回忆起甚至能生动地回忆起从未有过的经验。奥威尔在其名著《一九八四》中，对负责真理的部门进行了叫人倒抽凉气的描写：它们忙碌地改写历史，让所有后来的人都无法接触（真实的）过去。那么，就让我们把这类后经验的记忆污染或记忆修改称为奥威尔式修改吧。

后经验的（奥威尔式）修改的可能性，从一个方面显示了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区分：现象与实在之间的区分。因为我们认识到奥威尔式修改确有可能（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认识到从“这是我所记得的”推出“这是过去真正发生的”这种推理存在风险，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抵制任何恶魔般的“操作主义”，后者试图让我们相信，我们所记得的（或者档案中的历史记录）就是实际所发生的。

奥威尔式修改是愚弄后人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是做出公审的样子，按照精心编写的文稿，宣读虚假的证词和供状，其中充斥着假冒的证据。让我们把这种策略称为斯大林式修改。请注意，即使我们通常都很确定，哪种作假模式在试图欺骗我们，是奥威尔式的还是斯大林式的，这也只是一个幸运的意外。在任何一场成功的虚假报道的运动中，如果要问，报纸中的陈述是以奥威尔的方式在陈述并未发生的审判，还是在真实地陈述作秀的冒牌公审，那么我们也许无法察觉到其中的差别。如果所有的迹象——报纸、录音带、个人传记、碑文、活着的证人——要么被删除，要么被修改，我们就没有任何办法知道，所发生的是哪一种情况：是首先捏造，最终做出一场故意安排的审判，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这次审判的确切历史，还是在立刻处决之后，用伪造的历史掩盖了实际的行为——任何形式的审判其实都没有发生过。

奥威尔式方法与斯大林式方法都能生成起误导作用的档案。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区别，在宏观的时间尺度上和日常世界中，毫无疑问是存在的。有人也许会认为，它也可以毫无问题地一路向内运用，但这只是一种幻觉；我们可以在一个思想实验中实际抓住这种幻觉，这个思想实验与刚才考虑的情况只在时间尺度方面有所不同。

假设你站在角落里，一个长发女人快速地从你面前经过。大概在一秒之后，关于一个更早一点儿见到的女人的底层记忆——一个戴着眼镜的短发女人的记忆——扰乱了你对刚才所见女人的记忆：一分钟后我们问你刚才所看到的女人的详细情况，你诚实地却错误地回答说，她戴着眼镜。就如关于在那个聚会上戴帽子的女人的情况一样，我们会倾向于说，你最初的视觉经验与几秒后关于这个经验的记忆是不同的，没有一个女人戴着眼镜。但是，因为随后出现记忆污染，所以在你看来，真的就好像在你看见她的第一时间，你对她戴眼镜的样子有印象。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奥威尔式修改：曾有那么一瞬间，在记忆的污染发生之前，在你看来她的确没有戴眼镜。在那个短暂的瞬间，你的有意识经验的实际情况是一个没有戴眼镜的长发女人，但这个历史事实已经有了惰性；由于在瞥见她一秒之后出现了记忆污染，因而这个历史事实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然而，另一种替代论述会危及你对所发生情况的这种理解。你对那个戴眼镜女人的更早的底层记忆，也许早就在上行路线上，也就是在“先于意识”发生的信息处理过程中，污染了你的经验，所以在你经验的开始处，实际上就有了她在戴眼镜的幻象。在这种情况下，你关于更早的戴眼镜女人的强大记忆，就对你玩了一个斯大林式的把戏，在经验中演了一场虚设的公审，然后你才在稍后的时间里通过你记忆中的记录又准确地记起了它。

就朴素的直觉而言，这两种情况要有多不同就有多不同。按第一种方式来讲述，在那个女人快速经过时，你没有产生幻象，只是被随后的记忆幻象害苦了；你拥有的是关于你现实的（“实在的”）经验的虚假记忆。按第二种方式来讲述，在那个女人快速经过时，你已经在产生幻象，从此就准确地记住了这个幻象（幻象“的确发生在意识中”）。无论我们在时间上做出多么精细的划分，这两种情况肯定是不同的可能性——对吗？

不。知觉的修改与记忆的修改之间的区别，虽然在其他尺度上可以干脆利落地发挥作用，却不能保证它在这里还有意义。我们已经进入模糊地带，主体的观察视点在此遭到时空方面的涂抹，询问修改是奥威尔式的还是斯大林式的，这个问题也失去了意义。

在长发女人匆匆经过并刺激你的视网膜时，有一个时间窗口被打开了，而在你对自己或他人表达你最后的信念说她戴着眼镜时，这扇窗又关上了。在此期间的某个时间点上，戴眼镜这个内容被错误地添加到长发女人那里。我们可以假设（最终也许可以详细证明），曾经有一段很短的时间，长发女人这个内容在大脑中已经被区分出来了，此时戴眼镜的内容还没有错误地与之“联结”起来。事实上，我们也许可以合理地假设，关于一个长发女人的这种区分，触发了早先关于戴眼镜的女人的记忆。但我们不会知道，这个错误的联结发生“在事实之前还是之后”——这里的事实是指所谓的“实际的有意识的经验”。到底是哪种情况？你先意识到一个不戴眼镜的长发女人，然后又意识到一个戴眼镜的长发女人，这个在后的意识扫除了早先经验的记忆？还是说，就在有意识的经验出现的那一刹那，它就已经错误地包括了戴眼镜的信息？

如果笛卡儿式物质论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就必定有一个答案，即使我们——还有你——不能通过任何实验以回溯的方式来确定它。“首先冲过终点线”的内容，要么是长发女人，要么是戴眼镜的长发女人。但是，几乎所有理论家都坚称笛卡儿式物质论是不对的。可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这就意味着不存在一个优先的终点线，所以区分的时间次序也就不可能拿来固定经验中的主观次序。

4. 多重草稿模型在行动中

让我们回顾多重草稿模型，对它做出一定的扩展，并稍微详细地考虑为其提供基础的大脑中的情况。为了简化，我将集中考察有视觉经验时大脑中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考察的解释扩展到其他现象上。

视觉刺激在皮质引发一些事件序列，它们逐渐产生越来越具有专一性的区分活动。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形成各种不同的“决定”或“判断”。更严格地说，大脑的各个部分受激而进入区分不同特征的状态，例如，起初只是刺激的发动，然后是位置，是形状，接着是（在不同路径上的）颜色，跟着还有似动，最后是对象识别。这些局部化的区分状态将结果传送到其他地方，促成更进一步的区分，以此类推。

这里要问的一个自然却天真的问题是：所有的东西都汇集到哪里去了？回答是：不到哪里。有一些分布式的内容状态很快就会消亡，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另一些则在很多地方留下了痕迹：后续经验的语言报告和记忆、“语义准备状态”和其他类型的知觉定势（perceptual set）、情感状态、行为倾向等。其中一些效果——如对后续语言报告的影响——至少是意识的征兆。但是，大脑中不存在任何这样一个地方——所有的因果序列都必须通过这个位置，以便把它们的内容储存“在意识中”。

任何这样的区分一经完成，就可以用来引起某个行为，如按下一个按键（或笑一下，或表达意见），也可以用来调制某种内在的信息状态。例如，区分一张狗的图像，这也许可以产生一个“知觉定势”——使人暂时比较容易看到其他图画里的狗（或者只是动物而已），或者，它也许还可以激发一个特定的语义域，使你暂时更有可能把单词“bark”理解成一个声音，而不是树干上的覆盖物。

我们已经指出，这个多轨过程在数百毫秒内发生，在这段时间，内容的增加、合并、修正和重写会以各种各样的次序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产生某种非常类似叙事流或序列的东西，可以认为这个叙事流或序列受制于分布在大脑各处的许多过程的连续编辑，不定限地持续到未来。内容产生了，又得到修改，再影响其他内容的诠释或者（语言及非语言）行为的调制。在此过程中，内容在记忆里留下了它们的痕迹，最后这些痕迹全部或部分地衰减，或者被合并到后来的内容中，或者为后来的内容所覆盖。这个内容束更像是一个叙事流，因为它有多重性；在任意时间点上，都有叙事片段的多重草稿，它们在大脑的各个地方、各个编辑阶段中存在。这些草稿中的一些内容会做出它们短暂的贡献，并在没有进一步影响的情况下消逝；有一些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还有一些则继续发挥各种作用，进一步调制内在的状态和行为；少数甚至会一直存在，直到通过以语言行为来体现的压力释放而为人所知。

在各个中间间隔来探察这条内容之流，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加速形成不同的叙事——而这些就是叙事：“意识流”的某个部分的单独版本。如果将此探察推迟得太久，结果也许就是，没有任何叙事留下。如果探察得太早，也许就会得到一些数据，说明在多早的时候，一个特定的区分在这条内容之流中便已完成，但要付出打断这条内容之流的正常进程的代价。

是否存在一个“最优探察时间”？假设过一会儿之后这种叙事相当稳定地退去，既是因为细节消退，也是因为服务于自己的修饰（我本应该在聚会上说的，往往就成了我在聚会上的确说了的），人们便可以基于这样一种合理的假设，证明尽可能快地探察感兴趣的刺激序列是有道理的。但是，人们又想避免因为匆忙的探察而干扰这一现象。由于知觉会不知不觉地变成记忆，“直接的”诠释会不知不觉地变成理性的重构，因而并不存在什么单一的、适合所有情况的顶点，来指导人们的探察活动。

在任何特定的持续时间之内我们所意识到的东西，如果脱离了我们用来加速进行关于该时期的叙事的探察，就不能被界定。因为这些叙事在接受连续的修改，所以并不存在某个单一叙事，可以算作权威版本，即“第一版本”——在主体意识流里发生的事件在这个版本中被永远固定，对它的一切偏离叙述都必定是文本讹误。但是，任何无法获得加速的叙事（或叙事片段）都提供了一条“时间（经验到的时间）线”、一个从观察者视点来看的主观事件序列，可以拿来同别的时间线对比，特别是与发生在观察者大脑里的客观时间序列相比。我们已经看到，这两条时间线也许不必以正交对准的形式（围成直角）出现，即使红色变成绿色的（错误）区分发生在区分出绿点之后，主观的或叙事的序列也当然是：红点，然后红变绿，最后是绿点。所以在主体视点的时间涂抹中可能存在顺序的差别，这些差别引起扭结（kink）。

正交对准不能成功，这并无任何形而上学的夸张或形成挑战的地方。它与我们如下的认识一样并不神秘，也不违背因果观念：电影里的个别场景常常乱序放映，或者当你阅读句子“比尔是在萨丽之后到达聚会现场的，而珍妮则比他们到得都早”时，在知道珍妮到得比较早之前你就知道比尔到了。表征活动的空间与时间是一个参照系，而表征活动所表征的东西的空间与时间则是另一个参照系。但是，这个在形而上学上无关宏旨的事实，却仍然为一个基本的形而上学范畴建立了依据：当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以这种方式编写一个叙事束时，这个部分就是一个观察者。这就是说，在世界上一定有一个观察者，这个观察者就是“成为一个观察者是什么样子”中的那个观察者（a something it is like something to be）。

以上是我所提出的替代模型的大致草图。它与笛卡儿剧场模型的不同之处还需要进一步澄清，为此就要指出它如何处理特定的现象。在下一章中，我会用这个模型来研究一些困难的问题，但首先让我们简要地考虑一些常见的、熟悉的例子，哲学家们常常讨论这些例子。

你可能经历过这样的现象：你驾车数公里，一直沉浸于交谈（或心事）之中，然后你发现自己完全不记得道路、交通情况和自己的驾车动作，就好像是另一个人在驾驶。许多理论家——我承认也包括我自己在内（Dennett,1969,p.116ff）——珍视这个现象，把它作为“无意识的知觉与无意识的智力活动”的一个绝妙例证。但是，当时你真的没有意识到所有那些路过的车辆、红灯和路口的弯道吗？你当时的确是在注意别的事情，但如果你曾探察在驾车的不同时刻你刚好看到了什么，无疑你至少会有一些大致的细节可以报告。这个“无意识的驾驶”现象最好被看作这样一个例子：意识不断流动，而其中的记忆在迅速消失。

你会经常意识到时钟的嘀嗒声吗？如果它突然停下来，你会注意到，你马上就会说出什么东西停下来了。这些嘀嗒声，一直到它停止前“你都没有意识到”。如果它们不曾停止，“你也许从来都不会意识到它们”；而现在，这些嘀嗒声清清楚楚地就在你的意识中。一个更显著的情况是：通过在经验记忆中回溯，你可以数出，你刚刚注意的时钟在报时的时候是敲了四下还是五下。但是，你如何能够如此清楚地记得你听到了某个你一开始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呢？这个问题泄露了提问者对笛卡儿模型的一种认同。我们知道，脱离了特定的探察，其实并不存在关于意识流的固定事实（fixed fa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