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12月，许多主要国家都认识到“全球温度的增加应该低于2 ℃”。在《哥本哈根协议》中，他们表示，“全球排放量的削减需要依靠科学。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说的，减少全球的排放量才能够使全球温度的增加低于2℃。”在2010年12月的坎昆缔约方会议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式接受了将全球平均增温控制在比工业革命前高2℃之内的目标。

2 ℃阈值最初的想法要追溯到40年前。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Nordhaus)在1997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增长与气候：二氧化碳问题》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认为“不受控制的二氧化碳照常排放会导致气温剧烈升高，并且超出过去10万年的温度范围”。该研究把2 ℃作为过去经历的温度升高的最大估计值。该文章指出照常排放路径会导致气温在2100年上升超过4℃。近年来不断增加的科学研究也支持上述结论。

一个非营利的气候科学与政策组织的气候分析领域的科学家在2014年撰写的关于2℃阈值目标的文章中解释道，2 ℃阈值“在被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采用之前，在外交上被争论了超过13年，受到科学界与政治界的种种批判”。它是有科学依据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几次报告中都提到了这一点，特别是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并最终促成了行动上达成政治共识的2007年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地球系统分析的联合主席、海平面上升专家斯特凡·拉姆斯托夫在2014年讲道：

将2 ℃设为阈值，背后的理由之一是在第四次评估报告中，若是全球变暖超过1.9℃，将出现触发格陵兰冰盖不可逆地减少的风险，最终将会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7米。在第五次评估报告中，该风险被重新评估，新的评估结果显示在全球变暖1 ℃后，上述情况就已经开始。而且，在第五次评估报告的预估中，海平面比第四次评估报告中要高许多。

另外，从第五次评估报告起，人们对于冰盖的关注度就持续增长，因为我们的气温上升已经接近或正处于大冰盖融化的临界点，这一点我们在第3章已经讨论过。在2014年5月，我们得知西南极冰盖正接近不可逆转的崩塌点，同时我们也得知，“由于气候变化，格陵兰的冰更加不能经受温暖海水的冲击”。2014年底，观测证明格陵兰冰盖和西南极冰盖的冰损失速率在前5年的2倍以上。到了2015年，有研究报告称在东南极冰盖有一块大冰川正在变得和西南极冰盖一样不稳定且脆弱，它正在从底部开始融化。

拉姆斯托夫在2014年10月对临界点的分析工作中提到：“现在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2 ℃的阈值应该被下调。这种下调的可能性实际上在《坎昆协议》中就能被预见到，因为小的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有充分的理由将该阈值降低至1.5℃。”在2010年的坎昆，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同意他们将会“考虑……在现有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收紧长期的全球目标，包括考虑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的阈值定在1.5 ℃”。许多的研究也已经得出了与拉姆斯托夫相似的结论。比如，2010年英国皇家学会在关于4 ℃增温的研究中提到，“和2 ℃增温相联系的影响已经经过修正，修正结果显示这个影响可能比之前估计的更为严重，所以现在2 ℃更加适用于代表危险和极度危险的气候变化之间的阈值。”

从2013年至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建立了一个“专家对话组织”来研究2 ℃这一目标是否合适。在2015年5月，70位参与该对话的世界级气候专家给出了报告。他们表示：“协议的缔约方赞成全球变暖的2 ℃阈值，并且为此提供了大量科学证据。”他们直率地表示：“将全球变暖限制在2 ℃以下需要根本的转变(从现在开始深度脱碳并且一直进行下去)，而不仅仅是调整目前的趋势。”回顾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和许多气候变化对区域气候和农业影响的报告，他们指出：“显著的气候影响已经发生在当前全球变暖的情况下，进一步增暖只会增加更加严重、覆盖面更广和不可逆转的影响。”因此，他们警告道，“护栏”这一概念，已经行不通了。“护栏”是指一个增暖界限，在这个界限下我们能全方位保证气候系统不至于因受到人为因素干涉而变得危险。以下是他们的主要结论：

我们认为，缔约方应该将长期的全球目标看成“防线”或“缓冲带”，而不是保证所有人都安全的“护栏”。这一新的理解，更有可能让缔约方制定一种将增温范围限制在2℃以内的排放路径。这种理解同样可以让缔约方更容易接受1.5 ℃阈值，避免认为将阈值定义为2 ℃以下是没必要的。

在2015年12月签署的《巴黎协定》中，世界各国一致同意继续减少碳污染，使全球升温幅度“大大低于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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