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时，我第一次大开杀戒。当然，我并不是故意的。但对于小玻璃瓶底部那一小堆死去的果蝇来说，我初心再好也毫无意义。

我的目标只是麻醉它们，然后在它们牛皮纸一样皱巴巴的翅膀和鼓鼓的眼睛里寻找变异。这是个经典的遗传学入门实验，一个世纪以来教授给了无数有抱负的生物学家。我用乙醚浸湿了一个棉球，它果香味的气体会让果蝇暂时失去知觉，以便数清。老师警告我们一定要确保果蝇被完全放倒，这样它们在实验中才不会醒过来。保险起见，我把浸过乙醚的棉球在瓶子里多停留了一两分钟。

这不是我第一次以科学的名义杀死动物了。我曾在高中生物课上解剖过一只胎猪。作为一名学生研究技术员和初出茅庐的微生物学家，我屠杀了数以亿计的细菌。唯一一次感到内疚，是12岁时解剖蚯蚓。当晚，妈妈给我做了意大利肉酱面——盘子里的面条，看起来太像我此前用手术刀送上西天的那些又黏又滑的蚯蚓了。

于是我告诉自己，果蝇度过了愉快的一生：多的是熟透的香蕉，多的是在“果蝇Tinder”上右滑匹配的机会。它们死得其所。

我并非冷酷无情。假如我不小心毒死了几十只小猫，我一定会内疚得无以复加，从最近的楼上跳下去。可这些是果蝇，没什么大不了的。

大多数生物学家都会同意我的看法。“我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蜜蜂时，盛行的观点不仅仅是它们没有意识，而是它们根本没有任何情感，”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感觉和行为生态学家拉尔斯·奇特卡（Lars Chittka）最近告诉我，“整个想法看起来都挺荒谬的”。

然而，越来越多的新实验正在挑战这一旧的共识。昆虫绝非六条腿的自动机械，它们能够体验到类似痛苦和折磨、愉悦和欲望的感受。当奇特卡给大黄蜂额外注射它们最喜欢的食物——蔗糖时，这些蜜蜂高兴得嗡嗡直叫。而在研究人员摇晃蜜蜂模拟捕食攻击时，焦躁不安的蜜蜂则会产生悲观情绪。其他研究人员发现，它们在受到威胁时会“尖叫”。蚂蚁具有基本的计数能力，能理解“零”的概念，并且能制作工具。果蝇会从同伴那里学习。蟑螂有复杂的社交生活。果蝇被剥夺交配机会后，会自溺酒中。一些蠼螋和其他昆虫在受到捕食者威胁时会装死。

换句话说，昆虫有思想和感觉。哲学家和科学家们接下来的问题是：它们有意识吗？

近400年前，法国哲学家和博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对“什么是意识”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个极致简单的答案：“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这句三个词组成的拉丁短语中暗含的假设是，人类是唯一能思考的动物。无论你多么断然地问一只猴子或一只蜗牛，它们是否活着、有没有意识，它们永远不会回答。笛卡尔认为，作为唯一被上帝赋予灵魂和理性心灵的物种，人类站在地球所有生命之巅。

然而，近年来的前沿研究开始改变这一观点。

“人类不再被视为造化的极点，”柏林高等研究院的哲学研究员凯瑟琳·威尔逊（Catherine Wilson）告诉我，“我们更谦虚，更加意识到我们只是一个物种——也许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物种。”

在威尔逊看来，意识的生物基础来自自我与世界的分离。“动物需要了解自己的动作是什么，以及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她说。这产生了一种体验，它是意识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基于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1974年写的一篇论文，他试图通过问“做一只蝙蝠是什么样子？”来回答意识的问题。与大多数人类用视觉导航不同，许多蝙蝠几乎是看不见的，靠声音来导航。尽管我们许多人可能已经想象过身为一只蝙蝠的生活，但只有蝙蝠才知道当蝙蝠是种什么样子。

“然而，我若试图想象这一点，就会受限于我自己心灵的资源，而这些资源不足以应对这项任务，”内格尔写道，“我既不能通过想象增加我现有的经验，也不能通过想象从现有的经验中逐渐减去一些部分，或通过想象增、减和修改的某种组合来完成这个任务。”

任何生物，如果对身为这种生物是什么样子有感觉，那么根据内格尔的论证，它就是有意识的。我们人类能否理解那种样子无关宏旨。最近重读内格尔的论文时，一群红雀落在我办公室窗外的喂鸟器上。我的猫趴在窗台上，耳朵像毛茸茸的卫星天线一样向前倾，摇着尾巴准备扑跃。它还对它们发出沙哑的“喀喀喀喀”声。

几乎可以肯定，我的猫能感受到自己是一只猫，蝙蝠也能感受到自己是一只蝙蝠，但苍蝇和其他昆虫呢？如果它们确有这种感觉，它从何而来？

笛卡尔可以声称人类意识是神赐的礼物，而现代科学家和哲学家则不会将意识视为一种奇迹般降临于世的现象，上面整整齐齐绑着一个大红蝴蝶结。因此，意识是一种自然现象，而非宗教现象。

这意味着意识必须有一个生物学解释。这种解释直接聚焦在大脑上。对于笛卡尔和志同道合的哲学家们来说，意识与人类心灵密不可分。

“一切都事关皮层，”布朗大学的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告诉我。皮层是大脑的折叠部分，科学传播者泽·弗兰克（Ze Frank）称之为“激发思考思考的部分”（the thinky thinky parts）。人类膨胀的皮层控制着许多我们通常认为我们人之为人的特征：例如理性思维、觉识和语言。如果意识纯粹是人类现象，那么说它起源于皮层就讲得通了。人类的皮层比其他物种的大得多，这一定程度上使得智人在神经学意义上有特殊性。

尽管昆虫被认为是无意识的自动机，但它们有三个神经组织块，合在一起形成了大脑。昆虫没有皮层——甚至没有类似的东西。对希尔来说，这意味着它们不可能有意识。没有这些密集的灰色神经元，就不可能产生意识。

其他研究人员就没有那么确定了。他们开始质疑，意识究竟是否源自某个地方，从而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它为何存在。无论人类的大脑皮层如何发达，它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进化，其他神经结构也是如此。而如果意识也在进化，那么也许皮层并不是意识的一切。也许意识远比这原始得多。

昆虫可能没有一个叫大脑皮层的硬件，不过它们有大量其他的神经资产。它们的大脑有没有可能包含意识的基础？

就像大多数优秀的合作一样，这一切从喝啤酒开始。科林·克莱恩（Colin Klein）是一位哲学家，安迪·巴伦（Andy Barron）研究动物的神经机制，当时他们都在悉尼麦考瑞大学工作。他们在科学酒吧之夜见面，喝了一品脱啤酒，聊起了研究者们所说的意识的神经关联物。

一开始，他们都同意昆虫没有意识。但聊着聊着，他们开始狂找自己假设中的漏洞。他们记得2007年，瑞典神经科学家比约恩·默克（Björn Merker）提出，意识并非起源于高度发达的皮层，而是大脑顶部一个更原始的部分。克莱恩和巴伦深入研究了这个区域的一部分——约2.5厘米长的舌状神经元片段，称为中脑，它控制着各种非自主的功能，如视觉和运动控制，以及处理一些感觉输入。正是后一项任务引起了默克的注意，因为它可能在意识中发挥作用。

克莱恩和巴伦发现默克的论证令人信服，如果真是如此，昆虫很可能是有意识的。2016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篇论文中，他们认为昆虫确实有类似人类中脑的功能结构，这意味着它们很可能具有某种形式的意识。

克莱恩告诉我，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一结论。他指出，一个很大的错误是认为昆虫的意识和人类的意识类似。人类往往认为意识是一种能力，可以让我们对未来可能性极小的事件忧心忡忡，或质疑其他物种是否具有意识。但克莱恩认为，意识本身更深刻、更原始。它是对世界中自身的感知，是祸端，也是福祉。

没有比痛苦和快乐更原始的了。即使细菌也能感知某种痛苦和快乐——它们的本能是向一些信号游去，避开另外一些。鱼类也是如此。昆虫亦然。

但这又如何呢？如果昆虫有意识，又意味着什么呢？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就是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一位道德哲学家。20世纪60年代末，朋友告诉他肉类行业对动物的虐待后，还在牛津大学上学的辛格停止吃肉。辛格1975年的著作《动物解放》一书被视为动物权利运动的创始哲学，该书揭露了从科学研究到食品等各个方面忽视动物痛苦的问题。

但最初，昆虫并不在他的关注范围内。“我一直对无脊椎动物，如头足类和甲壳类动物不太确定，”他告诉我，“我当时没想那么多。我只是希望它们没有感知能力，不会有什么问题。”

然而，多年来，辛格一直在问自己关于动物痛苦的本质及其生物学基础的问题。他得出了与克莱恩和奇特卡相同的结论：昆虫确有某种意识。

而辛格更进一步：假如昆虫有意识，人类应当如何对待它们？比如农业中的杀虫剂。任何导致大规模痛苦和死亡的东西都是有问题的，因为无论这些受害者是否有意识，它们都会感到痛苦。因此，农民应该使用能让昆虫立即失去意识的杀虫剂，“相当于人道屠宰法”。

我问辛格能否用数字计算痛苦。如果说，一只蟋蟀的意识只有一只鸡的十分之一，因此它的痛苦程度也只有十分之一，但要获得与一只鸡同等的蛋白质需要100只蟋蟀，那么我们是否会将宇宙中的痛苦增加一个数量级？

辛格思索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也许吧，”他说。这并不简单，但这是大多数政府应该考虑的事情，而他们并没有考虑。

大多数政府，但并非所有政府。去年11月，英国政府承认甲壳类和头足类动物（如章鱼和鱿鱼）具有感知能力，拟议的立法将活煮龙虾认定为非法行为。瑞士等国已禁止这种烹饪方法。

最终，我不知道昆虫是否有意识。其他人也不能确定。不过，我确实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做一只蜜蜂或蚂蚁是什么样子？将人类从每个决策过程的中心移开，转而问问我们的行动如何影响其他动物，即便是我们认为愚蠢和恶心的小动物，这无伤大雅。正如威尔逊所说：“我们是生活、受苦和享受的生物，生活在一个充满其他同样在生活、受苦和享受的生物的世界中。我们不该无故剥夺它们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