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城市一样，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造的系统。尽管它们在地点和规模上有所不同，但城市和国家都是可识别的单位，具有独特的特征，是独立的（不能被分解成部分而不失去其特征或个性的系统）。一个国家的历史与它不同城市的历史密切相关。文化第一次被定义为经验的表达，是难以理解的思维的多重表现形式。这篇文章突出了城市和国家之间的异同，并将重点放在了两者相似之处，从多学科视角讨论了作为复杂系统的城市。
Hans Kuijper | 作者
刘志航 | 译者
刘培源 | 审校
邓一雪 | 编辑
论文题目：Cities and Countries
论文链接：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981-16-4709-3_4
在这一章中，我引入了城市研究的主题，以澄清我提出的案例（关于国家研究的持久困惑）并支持我提出的解决方案（基于一般系统科学的跨学科方法）。城市和国家研究似乎是一对奇怪的搭档。然而，城市和国家都是人类的产物，这一事实不能被淡化或掩盖。它们的历史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没有文明（来自拉丁文civis[公民]）就没有城市化（来自拉丁文urbs[城市]），没有城市化就没有文明。公民身份（德语：Staatsbürgerschaft；法语：citoyenneté）是指一个人被正式承认属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地位；它涉及到明确的个人-国家/民族的关系。公民社会是一个由公民组成的社会，即城镇或城市居民的社区。城市是古代文明的所在地，而城市是随着它们所属的国家或文化而产生的。它们的存在组成了国家，并继续成为其最突出的特征。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叙事，使其变得独一无二。
法国、德国、意大利、中国、印度和美国城市的历史分别讲述了法国、德国、意大利、中国、印度和美国的动荡历史。通过观察这些国家的面孔，可以认识到这些国家历史的沟壑，看到它们的灵魂：巴黎、里昂、波尔多、尼斯、马赛、图卢兹、蒙彼利埃、克莱蒙费朗、奥尔良或沙特尔；柏林、汉堡、斯图加特、慕尼黑、科隆、德累斯顿、多特蒙德、海德堡、弗赖堡或威斯巴登；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都灵、热那亚、那不勒斯、博洛尼亚、维罗纳或巴勒莫；北京、杭州、苏州、南京、武汉、凯丰、广州、昆明、哈尔滨或西安；新德里、孟买、阿格拉、班加罗尔、钦奈、斋浦尔、勒克瑙、海德拉巴、瓦拉纳西或加尔各答；纽约、芝加哥、旧金山、费城、底特律、巴尔的摩、丹佛、休斯顿、亚特兰大或克利夫兰。除了是法国的首都之外，巴黎还是一个让人明白无误地看到、听到、闻到和感觉到不在德国、意大利、中国、印度或美国的地方，而是在法国，一个具有特殊特征的国家，被 Charles Trenet 唱成著名的“Douce France（法兰西万岁）”。凡是到过热那亚、佛罗伦萨或那不勒斯的人，都会同意我的说法。“的确，在所有国家中，意大利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在杭州的中国人，主要不是为自己是杭州的居民而感到骄傲（杭州的西湖美得令人窒息）；他/她为自己出生在中国而感到骄傲，这个国家是可以与其他国家相提并论的，但没有国家可以被视为是平等的。例如，显而易见，中国和日本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国与欧洲（或其任何组成部分）有很大的不同，更不用说它与美国这个非常年轻的国家的巨大差异（欧洲在美国领土上的殖民化进程在17世纪初才开始，也就是说，在汉武帝之后近 1700 年，在唐玄宗之后近 850年！）。
图1. 人类世 | 图片来源：http://mp.ofweek.com/park/a645673026676
有时候，城市和国家是重合的，即所谓的城邦。历史上，城邦包括苏美尔人的城市，如乌鲁克和乌尔，埃及人的城市，如底比斯和孟菲斯，以及腓尼基人的城市，如提尔和西顿。在古代和古典时期（约公元前 800-325 年），希腊世界在政治上分为约 1500 个城邦（雅典、斯巴达、底比斯和科林斯是最重要的城邦），每个城邦都由一个城市中心及其农村腹地组成。罗马共和国（随后是罗马帝国）是从一个城邦发展起来 从九世纪到十五世纪，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热那亚、皮亚琴察、比萨、卢卡、克雷莫纳、曼图亚、布雷西亚、贝加莫、博洛尼亚、锡耶纳、佩鲁贾、帕多瓦、帕尔马、安科纳、维罗纳、雷焦艾米利亚和卡斯泰洛城等城市是独立的小国家。事实上，直到 1860 年意大利统一之前，意大利一直是一个松散的城邦、共和国和其他独立实体的集合体，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那些嘲笑或抱怨意大利议会混乱场面的人应该认识到这一点。最后，摩纳哥、梵蒂冈城和新加坡是现代城邦，自我负责，不受任何更高权力的统治；它们值得被系统地比较。
因此，城市和国家有很多共同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之间、国家之间或城市与国家之间没有差异。然而，为了探索城市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让我们首先看看城市本身。城市已经成为众多研究的主题，不仅采取了一般的立场（以城市历史学家通常的方式），而且还专注于某个特定的城市（这种操作方式我在本书中不会关注）。巴格达、雅典、耶路撒冷、罗马、里斯本、巴黎、伦敦、曼彻斯特、爱丁堡、都柏林、维也纳、洛桑、阿姆斯特丹、布鲁日、萨拉曼卡、托莱多、格拉纳达、基辅、莫斯科、圣彼得堡、北京、西安、南京、香港、新加坡、华沙、弗罗茨瓦夫、布拉格、布达佩斯、萨拉热窝、那不勒斯、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奥斯陆、格勒诺布尔、首尔、京都、东京、多伦多、温哥华、纽约、芝加哥、新奥尔良、费城、凤凰城、洛杉矶、堪萨斯城、伊斯坦布尔、大马士革、开罗、亚的斯亚贝巴、利雅得、德黑兰、阿尔及尔、突尼斯、波哥大、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乌鲁木齐、塔什干、乌兰巴托、哈瓦那、墨西哥城、约翰内斯堡、拉各斯、悉尼、日惹、瓦拉纳西和其他几十个城市都有许多描述或描写的方式。访问和探索所有被描述或描绘的城市，以便能够得出与之相关的有效的一般性结论。
众所周知，城市很难定义。区分城市和城镇的标准因国家而异。人口统计的定义接近于许多人直觉上对城市的理解。著名的城市学者路易斯·沃思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一文中写道:“城市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相对较大的、人口密集的、由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组成的永久居住区。”但是什么是“相对较大”？一个城镇和一个超级城市之间有许多等级。通常的排名如下:
第一等级：拥有 1000-20000 人口的城镇（如库夫施泰因、萨格雷斯、齐瑞克兹、迪南和枫丹白露）。
第二等级：拥有 20,000-100,000 人口的大城镇（例如，梅赫伦、代尔夫特、阿维尼翁、普瓦提埃和布林迪西）。
第三等级：拥有 10 万-30 万人口的城市（例如，莱顿、都柏林、根特、博尔德和鹿特丹）。
第四等级：拥有 30 万-100 万人口的大城市（例如，克拉科夫、曼彻斯特、奥斯陆、迈阿密和博洛尼亚）。
第五等级：拥有 1-300 万人口的大都市（例如，巴塞罗那、罗马、巴黎、阿格拉和达拉斯）。
第六等级：拥有 300-1000 万人口的城市群（如安卡拉、马德里、伦敦、柏林和香港）。
第七等级：人口超过 1000 万的超级大都市（如开罗、上海、纽约、北京、深圳、伊斯坦布尔、莫斯科、重庆、拉各斯、新德里、孟买、达卡、东京、墨西哥城、圣保罗和马尼拉）。
这一排名对于解释城市化进程中相互关联的力量的相对强度没有太大帮助。它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城市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一个城镇究竟是如何发展成一个大的城市，然后发展成一个大都市，进而扩张成一个城市群，最后演变成一个巨型城市？为什么位于艾瑟尔湖（IJsselmeer）的沃伦丹（Volendam）保留了它的村庄特征，而位于中国南海边的深圳却爆发出一个拥有近 1300 万人口的超级城市，大大超过了葡萄牙或瑞典的人口？一个非常小的镇（村）和一个超级大城市之间的生活质量的差异是什么？是令人窒息的熟悉感（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还是令人窒息的陌生感（没有人认识任何人）？城市化的增长是否与人类福祉的增加相称，它是否与人类关心他/她的邻居的道德义务相一致，以及与养育人类的大自然母亲相协调？
城市是不同年龄、性别或性情以及不同背景、职业或倾向的人定居并在当地政府规定的范围内 (试图) 共同生活的地方。城市的功能定义回避了城市规模的问题，强调城市的非线性功能，这些功能依赖于其他非线性功能，使城市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由于城市可以发挥不同的功能，因此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进行研究：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或政治学。
地理学是关于识别和描述地球上的地方（places）的科学分支。它是观察地球的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地理学关注的问题是，由于原因 c 或原因 r，在时间 t 的地方 p 有什么。地理学的观点是基于一些相关的概念，最重要的一个是地方的概念。“Where”是地理学家想要了解某人或某物的第一件事。这需要确定它与其他人或物的空间关系。因此，定位本质上是一种关系。一个特定的地方（biotope[来自希腊语 βíος（生命），和 τόπος（地方）]）、房屋、街道、城镇、城市、山脉、山谷、高原、平原、沙漠、森林、海岸、国家或地区的位置可以通过作为坐标的经线和平行线的网格来找到和指示。
全球定位系统（GPS）是一个基于卫星的导航系统，提供地理定位信息。例如，波兰的经度是 19.145136 和纬度是 51.919438，新加坡的经度是 103.808053和纬度是 1.351616 。然而，知道一个地方的坐标，就像拥有一个人的地址。它只告诉人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地方，但对这个地方本身却一无所知（例如，波兰或新加坡是如何组织的[社会、行政/政治、经济或其他方面]）。它没有告诉我们在这些国家生活存在的问题。当这个地方是一栋房子时，它没有告诉我们它的房间是如何布置的，有多少人住在这栋房子里，或者他们是如何一起生活的。只有了解了地方本身，也就是了解了它的地点和情况，才会有地理上的洞察力。“场地（Site）”是指一个地方的内部，及其当地的力量和过程。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注意和调查土壤、植被、气候、供水、经济发展、权力关系、社会礼仪和宗教习俗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描述人们如何生活在绿洲中。“局势（Situation）”代表一个地方的外在，代表它的外部事物，代表内部事务发生的背景。局势（也称为相对位置）显示了一个地方与其他地方的关系，这影响到这个地方的特征（反之亦然）。显然，波兰（夹在俄罗斯和德国之间）和新加坡（位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处于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过渡地带）有着不同的地缘局势，因此也有着不同的区位。就局势而言，奥地利、匈牙利、蒙古、尼泊尔和乌干达等内陆国家与希腊、葡萄牙、挪威、智利和越南等海路国家不同。在这方面，双重内陆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约 3300 万居民）和岛屿马达加斯加（约 2500 万岛民）几乎是不可比拟的。关注一个城市的情况可能会导致关注这个城市所处的国家的地点，而这个国家又是一个不能被视为完全孤立的地方。在本书的后面，我将论证国际关系的从业者倾向于对局势而不是国家的地点更感兴趣。
城市地理学家是将他们的理论应用于城市，或在城市中进行分析的地理学家。现代巴黎中心附近的塞纳河中的一个小岛标志着最初的定居点所在地：在困难时期是一个防御性的避难所，在和平时期是一种交叉点。雅典最独特的特征是一座陡峭的平顶山，最初是为了其防御性而选择的，后来被用来建造神庙。最初，威尼斯建在浅水泻湖中的 118个 小岛上，是一个躲避掠夺者的地方。伦敦，由罗马人建立，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和文化城市之一。纽约市是纽约州分散在曼哈顿、布鲁克林、布朗克斯、皇后区和斯塔滕岛等区的居民区的集合，在十七世纪初，随着一个荷兰毛皮贸易站的建立而开始发展。虽然这些城市都有一个地点，生活在其中肯定是不一样的，但它们的特点和成长的关键不在于它们的地点，而是它们的情况。巴黎位于陆地和水路的一个焦点上。它也是新兴民族国家法国的中心。雅典的发展是因为它成为了第一大城邦，并且与此相关的是它的战略位置。威尼斯的繁荣是由于它位于亚得里亚海的顶端，是地中海深入欧洲陆地的最深处。伦敦位于泰晤士河畔，距繁忙的北海河口约 40 英里。纽约位于强大的哈德逊河的河口，哈德逊河流入一个天然的避风港，然后注入大西洋，它连接而不是分离。随着城镇的发展和成为城市，它们获得了新的功能，改变了它们的特征。工业革命是这个过程中的主要催化剂，它是 18 世纪中期在英国开始的向新的制造工艺的过渡，并导致了基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
图. 一墙之隔的美国城市 | 图片来源：新华社卫星调查
地方的概念不仅在地理学中很重要。它在历史、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数学、哲学和宗教中也起着关键作用。在 “记忆的地方（Les Lieux de mémoire） ”（Gallimard, 1984ff）中，Pierre Nora （1931）描述了该群体的身份，其中包括体现一个（法国）群体的集体记忆或共享的知识和信息的地方、纪念碑、符号、文字、传统和纪念活动的清单。这项事业可以说是“寻找失去的时间”（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的延续，这是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写的一部七卷本小说，以其晦涩难懂而闻名。“Lieux”表示空间，“mémoire”表示时间。没有时间，就没有记忆，而没有记忆，就没有历史。同步性和非同步性交织在一起，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实，我将有机会在书中进一步写到。
任何把时间带上船的社会科学家也必须处理空间问题，因为时间的每一个变化都意味着空间的运动。反过来说，进入空间也意味着处理时间，因为空间的每一次运动都需要一些时间。被巴门尼德反驳的赫拉克利特坚持认为“万物皆流，无物不存”（πάντα ῥεῖ καὶ οὐδὲν μένει），接近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其中“道”（过程）和“礼”（模式）是思想的关键概念。（a） 变化可能是不同的（正如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粒子物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可以知道的那样），但它会一直存在（变化无处不在，一直存在）；（b） 变化的速度可能是不断变化。时间、变化、身份、真理、事物、事件、行动和知识这些概念是相互关联的。对其中任何一个概念的充分处理都需要对其他概念进行澄清。虽然时间是任何系统的特征，但现代物理学家熟悉的观点是，“宇宙常数”支配着向所有方向延伸的自然规律。
空间和时间应被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关系是两者的本质。几何学关注的是空间中的物体和空间的属性。拓扑学（来自希腊语的 τόπος（地方），和 λόγος（研究））关注的是在连续变形下保持的空间属性。拓扑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1646-1716），他（通过与耶稣会士的接触）被中国的思维方式所吸引，并专注于一种情况的几何学（他称之为分析situs），拓扑学从几何学中发展为一个研究领域。Leonhard Euler （1707-1783）, August Möbius （1790-1868）, Johann Listing （1808-1882）, Bernhard Riemann （1826-1866）, Henri Poincaré （1854-1912） and Alexander Grothendieck （1928-2014） 是其中一些要提及的名字。拓扑学思想几乎存在于当今数学的所有领域。
拓扑学和折纸（日本的折纸艺术，用来表现现实）之间的关系是耐人寻味的。折纸这个词是 ori（折叠）和 kami（纸）的复合词。这种与日本文化相关的艺术可以分为几种类型，并有许多实际应用。折纸的历史并不清楚，但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折纸技术，称为摺纸（zhézhī[弯曲或折叠的纸]）。相关的书是 Koryo Miura 等人（编辑），Origami6（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2015），这是一本 “说明折纸与广泛领域之间联系的独特论文集”。关于第七届国际折纸科学、数学和教育会议，请访问http://osme.info/7osme。
分体拓扑学（mereotopology）结合了分体学和拓扑学的概念；它是一个新兴的有前途的研究领域，涉及到空间和时间中的整体、整体的部分和部分的部分之间的关系。纯粹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1861-1947），他的方法（在《过程与现实》[Macmillan, 1929]中阐述）在某种意义上与欧几里德的方法相反。点、线和平面并没有被忽视，而是被重新定义并引入到一个新的理论中。
地方的概念对哲学家们来说也并不陌生。西田喜多郎（1870-1945）是马丁·海德格尔的学生，也是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哲学中最著名的概念是场所逻辑（basho [place, locus]），这是一种非二元论的、受禅宗启发的逻辑，旨在克服西方哲学中主客体区分的不足，它依赖于所谓的“思想的三个原则或规律”。
（B）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既是又不是（不矛盾法则）。
在引入因素时间，西田用“ A 成为非 A ”取代了“ A 是 A ”（第一定律）。他这样做是否推翻了第二和第三定律，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可以肯定地说，成为与存在是不一样的。从 A 到非 A（或从非 A 到 A ），人们跨越了一条线，这是西方哲学家自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0-546年）以来一直存在分歧的边界，他拒绝了泰勒斯关于水是万物的 ἀρχή（开始，起源）的假设，而是提出了 ἄπειρον（不确定，无界限）。“模糊集”（Lotfi Zadeh等人）、“粗糙集”（Zdzisław Pawlak等人）和“灰色系统”（Julong Deng等人）理论的追随者仍然在与概率论的主角（Andrey Kolmogorov等人）讨论边界的存在和处理。整个问题可以归入分体拓扑学标题下。
最后，圣地是宗教人士认为具有特殊意义的场所；它们经常被朝圣者访问。每座教堂、大教堂、小教堂、清真寺、犹太教堂、寺庙、神龛或圣地都是一个礼拜场所。在互联网上可以找到世界各地的宗教场所和具有精神意义的地方的名单。如果像我们被要求相信的那样，“上帝无所不在”或“无处不在”，那么划定空间的一部分并宣布它是唯一的圣地，这是很矛盾的。然而，宗教信仰中充斥着非连续性的案例。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的是两个旅行的禅僧路过一个与世隔绝的荒废的寺庙。一个和尚需要小便，于是他在寺庙大厅里，在佛像前小便。另一个和尚责备他说。“看，佛祖就在这里。你怎么能在这里撒尿？”第一个和尚回答说“告诉我佛祖不在哪里，我就在那里小便。”当骂人的和尚解释说：“佛祖无处不在”时，撒尿的和尚高兴地回答：“既然如此，我可以到处撒尿。”
城市经济学家首先是经济学家。他们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城市，或在城市中进行检验。经济学的观点是基于一些相关的概念，但它与地理学的观点不同。经济学属于行为科学；地理学只是部分地属于行为科学（自然地理学属于自然科学）。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如何选择使用稀缺或有限的资源的科学，这些资源可以有其他用途，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分配它们以换取金钱。需求和供应是其基本概念。经济学家研究的是人类的某种行为：在一个系统中显示的关于使用不同种类的资源来生产和分配商品的行为。在下一章，我将描述不同种类的资源；目前，我关注的是城市经济学。
全球航空网络 | 图片来源：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air-traffic-network-map/
城市经济学植根于位置理论，这是一个旨在解释经济活动区位的理论体系。德国地主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1783-1850）被认为是该理论之父。根据费尔南·布劳德尔的说法，他“与马克思并列成为 19 世纪最伟大的德国经济学家。”与他同时代的大卫·李嘉图一样，他试图回答“如何使一个国家的财富最大化”的问题，他的工作将经济思想家群体（注意到古典学派达成的僵局）分为社会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两个分支，对“一个国家的财富来源是什么”的问题进行争论。但是，李嘉图关注的是土壤肥力的差异，而杜能关注的是土地位置的差异。对他来说，问题在于设计出最佳（最有利可图）的土地利用系统。他的解决方案是精心设计的，但他的论点是在一个具有相当限制性假设的理论中提出的。这些假设将在适当的时候得到缓解，但在他死后，杜能的遗产被遗忘了，被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和莱昂·瓦尔拉斯（1834-1910）的作品所掩盖，他们奠定了现代价值理论的新古典主义基础。尽管马歇尔声称“爱他（杜能）胜过爱我所有的大师”，但他认为时间比空间更基本，没有看到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偏见从那时起就愈演愈烈，德国的位置理论学派是一个例外，正如沃尔特·伊萨德（1919-2010）在《位置与空间经济》（MIT Press，1956）中指出的。在这本书中，作者抱怨说，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把自己局限于分析“一个没有空间维度的仙境”，在这个仙境中，企业在选址时不考虑运输成本，在市场上销售产品时不考虑销售区域的特点。这两种理论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的垄断竞争革命中被结合在一起，并提出了空间产品差异化的观点，作为企业定价的垄断力量的来源之一。然而，马克·布劳格在《经济理论回顾》（CUP, 1985, p. 629）中感叹道：“除了 1930 年代的短暂兴趣外，主流经济学家对空间经济学的忽视基本上持续到今天。”
德国的区位理论学派预示着一般区位理论，即空间经济学的最基本理论。沃尔特·克里斯塔勒（1893-1969）是这一传统的杰出人物。他在书中提出的这一理论对于研究作为系统的城市具有基础性意义：一组元素的组织方式是每个元素都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与其他元素相互依赖。城市系统这一术语是由 Brian Berry 提出的，他将系统分析应用于城市研究。这就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工作狂是否有时间睡觉，或者他是否在和他的妻子，或者伴侣一起度过一些时间。Berry 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同事 Richard Chorle（1927-2002），他在将系统理论引入城市研究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也为地理学的定量革命奠定了基础，这一范式的转变试图为该学科发展出一种更严格和系统的方法。这是英美对大陆地理学在解释一般空间动态方面的不足的回应。这场革命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标志着从具体地理学到通则地理学的转变，从倾向于具体化的地理学（如人文科学的典型）到倾向于概括化的地理学（如自然科学的典型）。这场革命标志着从区域地理学（侧重于地理区域内不同自然和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由 Alfred Hettner、Paul Vidal de La Blache、Richard Hartshorne 和 Carl Sauer 实践）到区域科学（包括区位理论、空间经济学、区位模型、交通、迁移分析、土地利用和城市发展、产业间分析、环境或生态分析、资源管理、城市和区域政策分析、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数据分析）或空间科学（侧重于空间的作用，它是影响社会组织及其成员行为的基本变量，并以社会中的空间模式和过程的定量分析为中心）。下一步可能是两者的结合，即定性和定量方法的整合（通过科学合作）。
城市经济学涵盖了一些相关的主题。对土地使用的研究分析了城市地区（地点）内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它研究企业和家庭所做的城内位置选择，并解决以下问题：土地的价格是如何决定的，为什么这些价格在不同的空间会有所不同，是什么经济力量导致就业从城市中心向外扩散，土地的使用由谁控制（所有权和财产的区别）以及城市经济如何受到这些控制的影响。对市场力量的研究也侧重于城市的地点，但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公司和家庭的地点决定如何影响城市的规模、结构和发展，市场表现如何取决于地理因素，以及地方政府为什么/如何干预市场。对住房（住房的建造和使用）的研究也与城市的地点有关。它涉及的问题包括：人们为什么选择独立的单单元、半独立或连在一起的多单元住宅，住房是如何融资的，房主是否可以依靠任何政府支持。这种研究在住房课程中很有特色，或者更广泛地说，房地产经济学，分别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和分支，我们在上一章看到，它有许多方面或维度。对城市交通的研究更关注城市的情况。地方之间的互动意味着人员或产品的流动；它需要通过交通克服距离。可及性衡量的是一个地方可以从其他地方接近的程度。一个城市可以通过公路（汽车、公共汽车和卡车）、铁路、水路或航空直接或间接到达，这一方面取决于其地点和情况，另一方面也影响其规模和发展。由于城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物质、经济、社会和制度基础设施，城市内部交通的重要性是最重要的。城市会因为交通拥堵而令人窒息。例如洛杉矶、纽约市、莫斯科、北京、圣保罗、达喀尔、旧金山、波哥大、伦敦、亚特兰大、巴黎、迈阿密、德里、深圳、台北和阿姆斯特丹。这些城市的市政当局对交通问题的反应可能是不同的，在不同的行政区域有不同的后果。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是城市经济学家的另一个关注点。“乡村”，或“农村地区”，是指城镇或城市之外或周围的地理区域。城市被划分为不同的区或街区，有（主）街道、小街和小巷，是人们工作和生活的集中地，彼此之间是疏远的。一个城市不仅仅是由石头、玻璃和混凝土组成的巨大体量。它是一个多功能的单位，在夜间照明（造成污染，而那些凝视着如此明亮的星星的古人却没有受到污染），有许多建筑和设施。办公室、工厂、工作场所、仓库、住宅、社区中心、学校、研究机构、医院、实验室、诊所、酒店、餐馆、酒吧、商店、俱乐部、商场、公共场所、超市、百货公司、宗教场所、地方政府大楼、体育中心、游泳池、公共交通、车库、公共设施、工作室、剧院、音乐厅、电影院、按摩院、警察局、兵营、银行、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城市有郊区，人们居住在远离内城中心（市中心），但在通勤范围内的地区。另一方面，乡村由广阔的田野或牧场组成，被树林打断，河流纵横交错，点缀着农场、小村庄和村庄，这些地方不是由岔道或多车道高速公路连接，而是由小路或乡村公路连接。乡下人烟稀少，人们（知道如何读懂天空）在那里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活在受传统约束的社区。
在中国古代，“天下”是指整个地理世界。参见儒学“四书”之一《大学》；Alfred Forke，The World-conception of the Chinese（Probsthain，1925）；Joseph Levenson，T’ien-hsia and Kuo and the Transvaluation of Values ”（Far Eastern Quarterly, 11:4 (1952), pp. 447–451）等文献。“Tiān”（天空或天堂）是多义词的一个例子，就像西班牙语单词 pueblo，意思是村庄或人。中国关于“天”的文献已经非常丰富。参见 Shenzhi Li, “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in Karl-Heinz Pohl (ed.), Chinese Thought in a Global Context (Brill, 1999, pp. 115–119). Mongolians still pray to “Munkh Khukh Tengri” (the eternal blue sky), and Mongolia,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y, is called “Munkh Khukh Tengriin Oron” (land of the eternal blue sky). Jean-Paul Roux, “Tängri: essai sur le ciel-dieu des peuples altaïques”,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149:1 (1956), pp. 49–82; 149:2 (1956), pp. 197–230; 150:1 (1956), pp. 27–54; 150:2 (1956), pp. 173–212; and 154:1 (1958), pp. 32–66.
农村只有一些便利设施，政府，甚至是地方政府，都被认为是遥远的。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一个人不能没有另一个人。农村直接或间接地为城市居民提供各种食物，而城市则提供种子、化肥、农药、机械、设备、燃料和饲料，用于生产农作物或养殖和饲养动物。城市，通常是工业的所在地（或附近），而农村，是城市的腹地，是相互补充的。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交织，如果没有腹地的改善，城市就不可能发展，反之亦然。毛泽东强调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军事策略是农村包围城市。如果农业是一个国家的心脏，那么工业必须被视为其大脑。城市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农村劳动力放弃他们的农活，离开他们的家（一场微观的社会戏剧），并大规模地迁移到城市地区，这个过程曾经与工业革命有关，但今天却造成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城市化。看着它，看着人们的行为，我不禁要问：谁在主持这场戏？如果没有人做：它将被引向何处？
如果只从经济角度来看待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那将是一个错误。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与它的行政、法律、环境、人口、民族、社会、教育或文化体系密切相关，但并不一致。换句话说，一个国家人口较多或较少的领土在经济、政治、法律、环境、人口、民族、社会、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划分”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些变化系统的变化速度也不同，因此绝对有必要对一个国家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因此，集中研究城市和国家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应该通过邀请其他专家加入讨论来考虑到其他依存关系的重要性。
经济学家对人类行为的看法很狭隘，认为人们只在供应和需求方面合理地相互联系。然而，主流经济学中的英雄–经济人并不真正存在。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进行的研究充分表明，人类行为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只关注经济因素是无法解释的。人的行为取决于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具有认知、观念和情感的层面。所有的人，除了同时是 Einzelwesen（个人） 和 Gemeinschafswesen（社区） 之外，都有身体和思想，但他们在这些因素的组合方面有所不同。社会学，是对社会的科学研究，即对社会关系和互动的变化模式的研究，包含了经济学的内容。它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研究领域，可以追溯到Henri de Saint-Simon和他的秘书Auguste Comte，并分为不同的流派。这些学派相互竞争，但他们都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体只是它的一个方面，前者强调的是经济，后者强调的是政治关系。城市社会学家将社会学家的工具应用于城市，或在城市中检验他们的理论。态度、习惯、行动、互动、沟通、位置、距离、偏差、阶级、整合、结构、变化、功能、信任、控制和空间是他们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社会空间”值得特别一提，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时空压缩”的时代，据说这就是全球化的本质。Durkheim 和 Simmel 都假定，随着社会组织的抽象形式（例如货币化）变得更加普遍，空间的重要性将逐渐减少。然而，对空间的兴趣的重新出现（“空间转向”）改进了这一假设，不是通过取代它，而是通过假设空间——非常像时间——是社会化的关键因素。然而，问题是，空间是否应该被绝对地（像自然科学家似乎做的那样）或相对地（像社会科学家倾向于做的那样）构想出来。
城市社会学家占据了许多话题：移民、异化、城市结构、城市发展、阶级形成、（一群）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街区、贫民窟、（种族）隔离、种族暴力、贫民窟化、住房条件、城市失业、城市与郊区、通勤、绅士化、社区生活、休闲活动，等等。城市化，即大量人口聚集和定居在一个地区的过程，得到了他们的特别关注。世界的城市人口已经从 1950 年的 7.51 亿增长到 2018年的 42 亿。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于 2018 年 5 月发布的出版物《世界城市化前景修订》指出，未来世界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预计将高度集中在三个国家。在 2018 年至 2050 年期间，印度、中国和尼日利亚将共同占世界城市人口预计增长的 35%。据预测，到 2050 年，印度将增加 4.16 亿城市居民，中国 2.55 亿，尼日利亚 1.89 亿。东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拥有 3700 万居民的聚集地，其次是新德里（2900万）、上海（2600万）以及墨西哥城和圣保罗，每个城市都有大约 2200 万居民。今天，开罗、孟买、北京和达卡都有接近 2000 万居民。到 2020 年，东京的人口预计将开始下降，而德里则预计将继续增长，并在 2028 年左右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到 2030 年，世界上预计将有 43 个居民人数超过 1000 万的大城市，其中大部分位于发展中地区。然而，一些增长最快的城市群是居民人数少于 100 万的城市，其中许多位于亚洲和非洲。虽然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全世界 33 个大城市中，但世界上近一半的城市居民居住在少于 50 万居民的更小的定居点。今天，55% 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增加到 68%。在 1950 年，这一比例为 30%。预测显示，到 2050 年，城市化可能会使城市地区再增加 25 亿人口，其中近 90% 的增长发生在亚洲和非洲。布鲁塞尔的决策者们正为如何处理来自其他大陆的移民而忧心忡忡，因此，他们得到了即将到来的风暴的警告。更广泛地说，人们想知道，如果民主（每个人都有同等分量的投票权）是政府的普遍形式，那么 2050 年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城市社会学家有不同的观点，不仅对城市化的原因和后果，而且对人类行为者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干预这一进程。像乔治-西梅尔一样，费迪南德-托尼斯试图从理论上把握19世纪欧洲各地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他在紧密结合的社区和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两极性，在 Gemeinschaft（社区） 和 Gesellschaft（公司） 之间形成了一种两极性，Gemeinschaft 意味着亲密和温暖，而Gesellschaft 则意味着非个人的交流，如商业交易。这些主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社会学家，如 Robert Park, Louis Wirth, Ernest Burgess, George Herbert Mead, Howard Becker and Everett Hughes,，他们是著名的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Claude Fische（1949）认为，城市是各种社会关系和亚文化的产物。他发现城市生活的特征形式是邻里关系，坚持认为城市是信任和友谊的地方。然而，对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批评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学者，如 Henri Lefebvre (1901–1991), David Harvey (1935), Harvey Molotch (1940) and Manuel Castells (1942) 。最近，“郊区化”（大城市郊区的住宅区）、“边缘城市”的形成（商业、居住、购物和娱乐集中在城市中心商业区以外或主要干道沿线）以及“城市群”和“全球城市”的发展过程引起了城市社会学家的关注。
图. 全球城市 | 图片来源：https://www.vistazo.com/actualidad/despues-de-habitat-iii-NBVI41906
城市社会学家经常被批评为对文化不重视或重视不够。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在考虑到文化的情况下，城市经济、社会学或政治工作才有意义。换句话说，如果不把文化这个因素纳入等式，城市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就会被指责为干巴巴的，没有真正的实践。因为他们研究的一切都在呼吸文化；他们调查的一切都浸透着文化，浸透着历史。文化是非常难以定义的。Jacob Burckhardt（1818-1897）被称为文化史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称文化为“Die ganze Summe derjenigen Entwicklungen des Geistes, welche spontan geschehen und keine Zwangsgeltung in Anspruch nehmen（那些自发发生的、不要求任何强制效力的精神发展的全部总和。）”。
文化这个词，如果说有定义的话，也很少指的是文学、绘画、素描、音乐、舞蹈、建筑、雕塑、摄影、版画、电影、城市设计、园林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设计、戏剧（Art de la Scène）和美食等艺术形式，每一种都是一个世界的。“文化”不仅指主要为审美享受、精神沉思或烹饪乐趣而制作的作品；这个词还指实际使用的东西，指显示手工艺的东西。工匠或女工是指精通某项工艺的人；他/她是一个工匠。因此，文化的宇宙与技术的宇宙相邻，后者涉及科学的应用。如果不掌握技术，艺术家就不能产生艺术作品。
文化可以被定义为内部的外在，是经验的表现。经验是意识；它是工作中的思想。对于不同的观点，参见，Julie Rivkin and Michael Ryan (eds.),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Blackwell, 2000, pp. 1025–1027)。记忆和想象，没有经验是无法想象的，是心灵的产物。归纳和概括（抽象）、判断和推理也是如此。理性主义者（有别于经验主义者）必须承认，先天的观念源于人的心灵，并制约着人的经验。尽管它往往被遗忘，但科学和文化都是以经验为前提的。没有思想就不可能有经验，没有经验就不可能有科学和文化。没有经验，人与人没有区别，实际上是一种死的、无意识的东西。语言是用文字表达的经验，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而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雕塑等艺术是经验的形式，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在《使用语言》（CUP，1997）中，赫伯特·克拉克有力地论证了“语言的使用是一种联合行动的形式”，由“相互配合行动的人”进行，就像跳华尔兹，或扫荡船只。说话（或写作）和行动的前提是估价的过程，这是一个心灵的问题，因为无意识的东西，如机器人，不会有价值。心灵是不可测量的。无论谁试图把握它，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心灵是一种黑洞，甚至连因研究黑洞而获得 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Roger Penrose, Reinhard Genzel 和 Andrea Ghez都没有注意（心灵）。没有心灵就不可能有理解，但什么是理解？价值是一个被热烈讨论的问题。
理解理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Immanuel Kant, Edmund Husserl, Martin Heidegger, Kurt Gödel, Alan Turing, Heinz von Foerster, John Searle, Lawrence Busch, Paul Ziff, Vincent Potter, Paul Ricœur, Renate Bartsch, David Rumelhart, Richard Mason, David Chalmers, Thomas Schwandt, Wayne Waxman, Roger Penrose, Jacques Bouveresse, Richard Wurman, Gerhard Schurz, Max Tegmark, 以及 Philip Tetlow 是一些涉及到这一点的哲学家或科学家。例如，在他被广泛评价的《通往现实之路》（Alfred Knopf, 2004, pp. 17–23 and 1027–1029）中，罗杰·彭罗斯区分了三个领域：物理、心理和柏拉图式（数学）世界。他指出并优美地描绘了它们之间的神秘联系，但他没有提到维柯、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或海德格尔的作品（更不用说古代印度或中国思想家的作品）。理解，或概念化，可以说是心灵的一种功能。想象也是如此，但心智本身与大脑相关但不相同，尚未被解释，而且在我看来，永远不会被解释，尽管心智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做出了种种努力。只要物质和反物质没有被彻底理解，声称生命（或心灵）是一个物质，可以完全归结为星尘，是不成熟和有偏见的。
文化分析是一门范围广泛的“学科”，通过使用定性研究方法收集和调查文化现象的数据。它关注文化实践、过程和表征的研究，是文化研究（见第1章）、艺术史、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哲学甚至神学的交叉点，假装是跨学科的，揭示现在是如何被过去塑造的。2008年，Tony Bennett 和 John Frow 编辑了《文化分析手册》（Sage）。十年后，卢克·马修斯和他的同事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编辑可下载的小册子《文化分析手册》（Rand）来改进这本厚厚的书。然而，由于未能解释和描述文化的意义和确切的界限，文化分析家们和他们的文化研究同事一样，仍然有躲在迷雾中的习惯。
“文化区”（aire culturelle）是一个人类学概念，指的是以相对单一的人类活动综合体为特征的地理区域。它不应与政治和法律区域的概念相混淆。大不列颠是一个政治区域，一个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的主权国家。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其皇家纹章上有明显的 Dieu et mon Droit（上帝和我的权利） 字样。而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康沃尔和布列塔尼则是文化区。爱尔兰的分治（它分为两个独立的政体，即爱尔兰共和国和北岛）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效忠问题：应该忠于王室（联盟主义者）还是忠于自己的文化（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见罗伯特·奥德里斯科，《凯尔特人的意识》（George Braziller，1985）和西奥多·穆迪和弗朗西斯·马丁（编），《爱尔兰历史的进程》（Mercier Press, 2011, pp. 273–299）。尽管英国现任首相、前记者鲍里斯·约翰逊“搞定了英国脱欧”，但人们不应感到惊讶，因为在未来几年，苏格兰将重新获得独立，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也将紧随其后，庆祝他们的胜利。届时，正义将得到伸张，“大不列颠”将回到它最初的位置。“法律区域”指的是一个法律家族、传统或体系。例如，罗马-日耳曼（民法）体系、普通法传统、伊斯兰（伊斯兰教法）体系、塔木德法律传统、印度教法律传统或儒家的“法家”。参见，Patrick Glenn, Legal Traditions of the World （OUP, 2014） 和Mathias Reimann and Reinhard Zimmermann （eds.）,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Law （OUP, 2019）。文化区是文明（aires de civilization 或 Hochkulturen）的子集，其中的例子有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爱琴海文明、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卡洛林帝国、拜占庭帝国、中美洲文明、印加帝国、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犹太文明、伊斯兰文明、蒙古帝国、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荷兰帝国、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欧洲文明、非洲黑人文明、大英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和美国文明。见约翰-海伍德，《企鹅古代文明历史地图集》（2005）和Chris Scarre (ed.), The Human Past (Thames & Hudson, 2018).。
我的老师，已故教授埃 Erik Zürcher（1928-2008）的主要研究主题是文化互动，即中国人在公元 1 至 5 世纪接受佛教，以及在 17 世纪接受基督教的情况。这与他 1962 年 3 月在莱顿发表的题为“Dialoog der Misverstanden”（误解的对话）的就职演讲的主题相一致。然而，他的学术工作的弱点是：（a）没有尝试分析文化的核心概念；（b）混淆了“对话”和“辩论”。Nicolas Standaert 在“Erik Zürcher 对 17 世纪中国基督教的研究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15:4 [2008], pp. 476-502）”, 以及 Jonathan Silk 在他的 “纪念 Erik Zürcher”（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31:1-2 [2008], pp. 3-22）中都没有注意到这些基本缺陷。
我把文化定义为心灵的表现，它永远无法被理解，因为理解心灵的前提是有心灵，这是人类的标志。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相信机器人（人造机器）会像人类一样，或者甚至会比人类更强，就像被过度炒作的人工智能的信徒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数学书籍，无论多么复杂，都是人类思维的表现，不能被数学化。访问一个城市或国家，人们可以看到思想正在或已经以多种方式在工作。很少有游客能够看到这一点。当被问及我对当前自然科学家最基本的批评时，我会抱怨他们中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都是–形象地说–瞎了一只眼睛。他们正在仔细研究（一部分）外面的世界（宏观、中观或微观），完全忘记了里面的世界，而没有这个世界，就不可能解释、理解或欣赏外面的东西。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这句深刻的话在十九世纪变得清晰起来，当时不仅语义学（对意义的语言学研究）和符号学（对符号和符号过程的研究）作为不同的科学出现，而且公理学，即对价值（包括但不限于伦理价值）的研究也出现了。意义和价值是否有共同点，以及它们是如何相互关联的，我不知道，但在我看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都有意义，至少对某人来说是如此。价值是用来形成或给出关于某人或某物的意见的标准或准则。真（科学）、善（伦理）和美（美学）是基本的标准，因为任何东西的价值都可以通过参照其中一个标准来判断。规范是关于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的观点。规范性陈述应区别于对实际情况的断言（Sachverhalt）。愿望或意图意味着对什么是理想的或可取的看法。期望是对什么事件或行动最有可能发生的看法。价值观、规范、愿望和期望不应相互混淆；也不应与权利和义务相混淆，后者可以被编入法律框架中。然而，价值观、规范、愿望和期望的共同点是，涉及到深不可测的人类思想。它们的结合形成了一个由四个部分组成的系统，这四个部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价值观、规范、愿望和期望的系统。这种错综复杂的组合形成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例如，中国、日本、韩国、蒙古、印度、泰国、伊朗、土耳其、俄罗斯、法国、德国、西班牙、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南非、意大利、巴西、秘鲁、墨西哥和美国文化。很少有作者，如果有的话，能够深入到一个国家文化的核心。因此，让国家专家站起来说话吧!
引入文化概念还有一个原因。国家和它们的所有城市都是由文化来识别的。在瓦伦西亚、萨拉曼卡、托莱多和科尔多瓦，人们吃海鲜饭；在莱顿、德文特、马斯特里赫特和代尔夫特，人们吃火腿；在弗赖堡、奥格斯堡、科布伦茨和汉诺威，人们吃酸菜；在巴伦邦、泗水、巴厘岛和望加锡，人们吃仁当；在札幌、新潟、大阪和福冈，人们吃寿司；在平壤、文山、首尔和釜山，人们吃泡菜。在里斯本、波尔图、科英布拉和萨格雷斯都能听到法多。探戈是阿根廷的民族舞蹈，伦巴是古巴的典型舞蹈，桑巴则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跳。意大利是贝尔康托舞的发源地，西班牙是弗拉门戈舞的发源地，乌克兰是霍帕克舞的发源地，希腊是萨尔塔基舞的发源地。听到巴拉莱卡的声音，俄罗斯人的心就会跳得更快。法国人以其香颂闻名，德国人以其 Schlagers 闻名。要了解来自蒙古城镇或城市的人，请听他们的林贝的声音。中国、日本、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印度和伊朗的花园看起来都不同。德国、瑞典、意大利、中国、美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喀麦隆和冰岛的建筑风格也是如此。在都柏林、科克、利默里克或戈尔韦表演的舞蹈，首先是爱尔兰舞蹈。著名的法国足球运动员不是来自马赛、马孔、尼斯或尚贝里，而是来自法国。城市和国家相互暗示，相互揭示。一个城市的文化，就像一个国家的文化一样，既是人类行为的前因，也是人类行为的后果，人类行为具有不同的层面，与自然事件不同，因为它是由人类的思想所驱动的。生命的奥秘在于没有死物质（星尘）是不可能的，但又与之不相容，而心灵的奥秘在于自由，这是非常难以定义的东西，但没有它，生活将是致命的枯燥和无聊。
政治学研究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描述和分析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而政治理论（又称政治哲学）是政治学中快速发展的部分之一，其他部分是研究国家政府、公共行政、公法、政策分析、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权力”（指Herr[上级]和Knecht[下级]之间固有的紧张关系）是政治学的关键概念。我关于城市和国家密切相关的论点可以通过研究城市政治，即城市内部和与城市有关的政治来加强。政治是关于 πολῑτεία（公民）的决策过程。决策，是根据决策者的价值观、规范、愿望和期望来确定和选择其他活动的过程，是目前正在从多方面研究的课题。城市政府不是主权国家。它们从属于国家的中央政府。这意味着城市政府的决策必须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决策相协调–“必须如此”，因为这种做法是不合法的。由于国家是政治的主要舞台，政治一词通常是为国家保留的。政治家是从事国家事务的人，而“政治”意味着“与国家政府有关”。因此，观点的多样性、达成决定的商定程序以及对达成的决定（共同政策）的接受和执行，这些现象在地方（城市）一级也能看到。地方政府的权力不仅受到限制和衍生，市议会（通常分为政治派别）也是外部影响的目标，如房地产开发商、环境活动家、媒体、有组织的小型或中型企业和大公司。达成的决定可能涉及行政、经济、基础设施、金融、社会、教育、医疗、环境或文化方面的重要事项。一个城市的布局和它的建筑和公园的外观暴露了这个国家的性质，无论它是一个基督教、伊斯兰教、社会主义还是其他类型的国家。城市政治（城市规划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决定了整个城市或其部分街区的社会经济构成。城市政治告诉我们，城市不仅在地理位置上，而且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嵌入了一个特定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概况和特征是由包含在其中并被其包容的城市（及其腹地）决定的。
需要强调的是，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如果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城市上（并且毫无顾忌地闯入对方的专业领域），就无法整合他们的研究。换句话说，缺少真正的跨学科努力，这对于理解来说至关重要。例如，在 Richard LeGates 和 Frederic Stout 编辑的、由 Routledge 在2020年出版的《城市读本》一书中（见注4），提出了广泛的不同观点，但没有整合。因此，这本书是关于城市的观点的并列，而不是构成；它只是一个集合，但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排列的集合，不是一个花束。
充其量，城市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和平共处，没有动员和拉拢他们的强大资源。重点可能是在城市的这个或那个方面，但对城市的整体把握仍然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对象。“城市理论家”如 Christopher Alexander, Donald Appleyard, Kevin Archer, Michael Batty, Luis Bettencourt, Peter Calthorpe, Manuel Castells, Gordon Cullen, Andrés Duany, Richard Florida, Patrick Geddes, Jan Gehl, Perceval Goodman, Adam Greenfield, David Harvey, Jane Jacobs, Rob Krier, James Kunstler, Henri Lefebvre, Kevin Lynch, Donald McNeill, Faranak Miraftab, Lewis Mumford, Saverio Muratori, Elizabeth Plater-Zyberk, Juval Portugali, Denise Pumain, Céline Rozenblat, Witold Rybczynski, Saskia Sassen, Edward Soja, Elkin Velasquez, Robert Venturi, William Whyte and Frank Lloyd Wright 都对此做出了证明。
城市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可以夸耀自己在科学领域受过教育和训练，而“城市历史学家”由于缺乏自己的城市理论，只能通过借用或偷窃科学理论/模型来乱来。他们对城市相关事物的表述，基本上只是把事情按时间顺序排列。与“乡村历史学家”的相似之处非常明显。
最近提交给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可下载的报告，由 José Lobo 领导的来自许多领域科学家编辑的大型合作项目《城市科学的未来：整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令人充满希望的。该报告旨在传达“城市科学的技术现状”，并传达“城市科学与基于学科的城市和城市化研究的不同之处”，但该报告“并不旨在全面概述在城市科学名义下所做的工作”。人类住区科学（Ekistics）或许才是我们应该寻找的科学。它涉及每一种人类住区，并对它的每一个方面给予应有的关注：地质、地理、历史、人口、经济、政治、法律、军事、心理、社会、人类学、美学、符号学、文化和生态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认为这些方面中的每一个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方面或侧面。Ekistics 将整体（人类居住区）考虑在内，但它不会低估或贬低其任何方面/面的重要性。Ekistics 这个词是由富有远见的希腊建筑师 Constantinos Apostolou Doxiadis（1913-1975）创造的。Ekistics（这个词来源于οἰκιστικός[住宅区]）结合了 chorology（按地点排列的事物）和 chronology（按时间排列的事物）。不管是谁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访问了外国，一定会意识到地方差异的重要性，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更加意识到历史是理解的无尽背景。如果不考虑地点和时间这些现实的共同维度，任何事件或行动都是无法理解的。一个关于城市哲学的特刊计划在 Springer 杂志 Topoi 栏目上发表。在我看来，为了应对城市化的挑战，需要一种新的科学，一种超越局部观点的聚合的城市科学。单一学科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复杂性应该由一个思想开放的科学家团队来处理。城市和国家都是系统，是属于不同事物的集合体。城市和国家都有一个身份。尽管挪威和智利，像伊斯坦布尔和东京一样，有很多共同点，但它们是明确可辨的。它们是独立的，不能在不失去其特性的情况下被分割成碎片（供不同的[群体]科学家研究）。在对城市和国家的研究中，我们必须被将多学科观点新组合起来。
本文为书籍《理解国家的复杂性》（Comprehending the Complexity of Countries）中的一章，链接：https://link.springer.com/book/10.1007/978-981-16-47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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