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本书《计算主义及其理论难题研究》是北师大哲学与文化丛书。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成果（项目名称：当代计算主义的理论难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0BZX022）。本研究从反计算或非计算主义者对计算主义的批评入手，试图在反计算或非计算主义和计算主义观点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通过对计算主义挑战所带来的“难题”进行梳理和分析，在诸多难题中寻找联系和共同点，试图将其归结为一个中心问题，从而找出纷繁意见中的要点，使得计算主义所面临的难题得到澄清和突显。在此基础之上，对与中心难题密切相关的挑战进行反驳，为计算主义理论的存续提供辩护，并为计算主义“难题”的解答提供可能的思路。

作者简介

李建会，1964年生，男，河南西峡人，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物学哲学、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哲学和科技伦理学。
赵小军，1978年生，男，陕西渭南人，哲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哲学。

符征，1979年生，男，河南内乡人。哲学博士，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哲学。

导论
一、问题的缘起
二、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三、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四、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五、研究内容及方法的创新程度、突出特色和主要建树
六、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
第一章计算主义的兴起和发展
一、计算主义思想的孕育
二、计算机功能主义
三、计算主义的六个里程碑
四、神经与计算的新观点
第二章计算主义面临的难题
一、计算主义面临的挑战：难题出现

二、计算主义难题的分析与归类：计算主义中心难题的出现
第三章形式系统难题与应对
一、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
二、数学证明与哲学猜想：哥德尔本人的观点
三、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并未驳倒计算主义
第四章意义难题（一）：“中文屋”论证及反驳
一、“中文屋”论证及其影响
二、批评与回应：其他学者与塞尔的分歧
三、“中文屋”论证中的错误分析
第五章意义难题（二）：意义的结构
一、形式系统难题的解答：计算、形式与意义
二、意义获取难题的解答：同构与分层
第六章意义难题（三）：语义引擎策略
一、自动形式系统
二、语义基础
三、意向之谜
四、语义引擎的生物机制
第七章意识难题与功能建构
一、意识难题
二、认知之轮：跨越鸿沟
三、多重草稿机制，
第八章“4E+S”认知对计算主义的挑战
一、“4E+S”的内涵、思想来源及其核心观点
二、我们能将“4E+S”整合为一个新的认知模型吗？
三、“4E+S”相对于计算主义究竟是不是一场新的革命？
结语
附录
图灵测试：五十年之后
1.导言
2.图灵的“计算机器与智能”
3.从模拟游戏到图灵测试
4.纸上谈兵的哲学：80年代和90年代
5.图灵测试与社会科学
6.聊天机器人
7.探讨与结论
参考文献
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摘

塞尔的“中文屋”论证主要关涉句法和语义问题。其中，语义问题的中心是意向性。在塞尔那里，分为人和计算机两类。计算机是纯粹句法的，拥有句法属性；而人则具有意向性，具有语义属性。意义是计算机和人的根本区别：计算机永远不会产生意义，计算机的意义只能依赖于人，是人所赋予的。意向性是生物属性，是人（及其他生物）所特有的，是特殊现象，计算机不具有意向性。这是塞尔“中文屋”论证的中心和基础观点。通过这样的方式，塞尔反对计算主义，并言之凿凿地说“计算主义已经失败”，这对强人工智能和计算主义构成了巨大挑战。就其影响而言，“中文屋”可以说是当代哲学中最为著名的论证。因此，对于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特别是计算主义而言，塞尔的“中文屋”论证无疑是最值得注意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反对意见。
塞尔认为“计算”是纯粹句法的运算，亦即纯粹形式符号的处理与操作。我们认为，塞尔的计算定义是不完全的，因而也是不准确的。B.C.史密斯给“计算”下了七个定义，分别是形式符号操作（Formal symbol manipulation）、能行可计算（Effective computability）、算法执行（Execution of an algorithm）、函数运算（calculation of a function）、数字状态机（Digital state machine）、信息处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和物理符号系统（Physical symbol systems）。虽然这七个定义包括了“计算”的大部分含义，但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补充。而塞尔所理解的计算却只是史密斯七个定义中的一个，即计算是形式符号操作。可以说，塞尔对强人工智能和计算主义的批驳，在基本概念的理解上就是不完全的，是以偏概全的。

注：下面附上一篇孟伟关于读《计算主义及其理论难题研究》的书评，解读到位，观点清晰，推荐给大家。

作者：孟伟

山东聊城大学哲学系教授，E-mail: mengwee@163.com。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梅洛 – 庞蒂与当代认知科学哲学研究”（编号13BZX02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认知科学对哲学的挑战——心灵与认知哲学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编号：11&ZD187）。

导语

《计算主义及其理论难题研究》引发了关于计算主义纲领在认知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再思考。认知的计算主义纲领可以表现为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等三个维度。该书将计算主义面临的难题归结为形式系统的意义获取问题，这一策略对计算主义的辩护是有效的，但关于形式系统产生意义的方案还可以尝试一种情境主义的补充。形式系统意义获取上的情境主义思想在认知理解和认知实现等方面也面临挑战。

国内外科学哲学界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有过一场关于计算主义的学术论争，这场计算主义论争延续至今并始终是科学哲学尤其是认知科学哲学研究中的核心话题之一。值国内认知科学哲学研究走向深入之时，李建会教授所著《计算主义及其理论难题研究》（2016）再次唤起了我们对计算主义的深入思考，也引发了我们对计算主义纲领在认知科学哲学研究中未来走向的重新审视。

理解计算主义的三个维度

计算主义植根于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尤其与近代认识论转向中的理性主义有着密切关系。计算主义一度是现代认知科学研究的主流范式，而现代认知科学对人类心智研究的哲学背景依然脱不开近代认识论转向及其深入，这就不难理解现代计算主义何以与近代理性主义存在这种紧密关联。正如理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本体论或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等不同维度的重叠，对认知计算主义纲领的理解在国内外论争中也基本蕴含着这三个维度。一是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维度的计算主义，即主张“心灵即计算机”“世界是一种计算装置”等本体论命题。总体上，形而上学的计算主义试图建构计算主义的世界观，主张宇宙、生命乃至认知整体是一种计算装置，并且认为这是当代科技发展背景下的机械论新版本 [1, 2]。二是认识论层面或者在心灵功能理解上的计算主义，即主张心灵的本质功能就是计算，其基本主张是“认识活动即计算”或者“认知即计算”。三是方法论或者技术设计与实现维度的计算主义，即主张心灵的认知功能可以并且需要通过计算方式来实现，诸如语言、思维等离线智能和知觉、情感等在线智能都可以并且需要通过某种计算技术来实现，其核心论题是“认知是可以且需要通过计算方式实现的”。总体上，三个维度的计算主义的关系是密切相关、前后相依的。形而上学的计算主义统摄了认识功能和技术设计层面的计算主义，同时，技术实现上的计算主义又会对前者的主张产生强化作用。实际上，人们往往持有不同形式的计算主义立场，原因是对上述三个维度的不同支持程度决定了人们在计算主义和非计算主义之间持有各种不同立场。强计算主义整体上支持这三个维度的论题，即认可“心灵是一种计算装置”的形而上学主张、“心灵的本质功能是计算活动”的认识论主张和“心灵的认知功能只能通过计算技术实现”的方法论主张。弱计算主义所坚持的计算主义纲领，在这三个维度上持有的立场则并不系统和彻底。例如，弱计算主义可能在形而上学上采取一种弱化主张，即“心灵可以主要看做是一种计算装置，但是这种观点是一种假设，或者这种观点是不完全的”。在认识论维度上，弱计算主义可能主张“认识功能可以主要理解为计算活动，但是这并不能涵盖对认知活动的全部理解”，例如萨加德（Paul Thagard）将把思维活动理解为“心智中的表征结构以及在这些结构上进行操作的计算程序”的认知科学经典核心假设修正和扩展为“生物学 – 社会学的对心智的计算 – 表征理解”（[3]，页 8）。在方法论维度上，弱计算主义可能主张“心灵的认识功能主要通过计算技术实现，但是计算技术并不是唯一的和完备的”。非计算主义的立场也比较复杂。极端的非计算主义在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排斥计算主义的主张。例如，拉克夫（G. Lakoff）和约翰逊（M.Johnson）的涉身心灵的第二代认知科学（the cognitive science of the embodied mind）的基本主张是：心灵本质上是涉身的；思想大部分是无意识的；抽象概念大多是隐喻的（[4], p. 5）。他们还对概念如何通过隐喻机制产生于身体与环境的互动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还有，戈尔德（T. Gelder）也全面提出了一种基于时间的动态非计算的认知理论。他指出：认知动力学假设主张心灵不是计算机，认知系统是动力学系统，认知活动不是计算活动而是不同认知系统在状态空间中的进化。在认知的技术实现上，戈尔德叙述了一种非计算的动态方案，即瓦特在蒸汽机控制器上的向心力控制器（the centrifugal governor）设计方案。戈尔德说：“如果向心力控制器不是表征性的，那么它也不是计算的，至少在特定的意义上，它的活动不是基于规则的符号表征的管理控制。”[5] 弱的非计算主义一般来说反对计算主义在形而上学上的极端解释，但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则有所保留。一方面，弱的非计算主义主张心灵的认知活动具有其他非计算的认识功能和属性，主张它们并不与所具有的计算功能相排斥；另一方面，它主张认知活动本质上不能通过计算方式真正实现，但是，这也不排斥可以对认知活动实施计算主义的方案，也不排斥部分的认知活动或者诸如思维等离线智能活动的最佳实现方式可能依然是表征计算。

计算主义在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立场表现可能是重叠的，也就是说，在极端计算主义和极端反计算主义之间，人们可能持有各种不同的中间立场，要么是一种弱计算主义，要么是一种弱的非计算主义，甚至可能出现一种模糊难以辨别的中间立场。相比较在形而上层面上的难以调和，在认识功能上乃至在技术设计层面上，计算主义与非计算主义可能存在的争议更少，也更容易走向一种相互趋同的中间立场。目前看来，计算主义或多或少承认存在着某种非计算的认知活动，同时，非计算主义也部分认可计算技术仍是心灵认知功能的最佳设计和实现途径之一。正视计算主义和非计算主义的这种相互趋同现象，可能是计算主义和非计算主义未来良性发展的基础。

计算主义面临的难题

计算主义的确面临着许多理论难题和挑战，《计算主义及其理论难题研究》一书详细梳理了这些难题。这些难题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形式系统的难题，尤其是诸如“中文屋”论证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系统的意义获取难题；二是现象学与“4E+S”（即涉身认知、嵌入式认知、生成认知、延展认知以及情境认知）纲领带来的挑战；三是意识的“难问题”（Hard Problem）给计算主义带来的挑战。计算主义所面临的这几种难题恰好体现了前文所描述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维度。第一，意识的难问题表明了形而上学层面存在着计算主义所难以刻画的意识现象。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正是在这种本体论意义上将意识描绘为一种功能主义未加解释的额外成分（extra ingredient）。第二，现象学与“4E+S”纲领主要是一种对认知观的重构，这一纲领强调了认知与身体、情境等因素的直接关联，主张认知是以嵌入、生成和延展的方式与身体、情境发生直接关联，认知活动不能独立于身体、情境而孤立地视为形式化操作活动。总之，现象学与“4E+S”纲领反对认知本质的计算主义解释，而更倾向于一种体验主义的认知观。第三，形式系统的不完备性以及形式系统的意义获取难题指向的是认知的形式主义设计和实现等方法论意义上的挑战。形式系统难题指出，在认知技术设计与实现层面上形式系统本身是不完备的，因此形式系统不足以再现复杂的认知活动；而诸如“中文屋”论证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系统的意义获取难题，则表明形式系统不仅自身不足以再现认知活动，而且形式系统自身就没有意义，或者说形式系统自身不能再现真实的人类认知活动。这些理论难题对于计算主义纲领来说都是难以解决的，不过，这三个层面理论难题的解决程度之间还是存在差异的。[6]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理论的逻辑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对于计算主义来说，形而上学维度的难题或者挑战也是最难以解决的，这也正是意识问题被公认为“难问题”的原因之一。进而，对计算主义辩护的最难之处也正是在形而上学层面上。与之相比，认识论层面上难题的解决似乎则相对容易，例如，即使我们不完全赞同现象学与“4E + S”纲领的认知理解，但是至少也可以像萨加德那样对表征计算主义进行生物学 – 社会学上的补充和扩展。《计算主义及其理论难题研究》一书也表达了近似的立场：“在不同形式的心理相互作用的大框架之下（心与脑，心与身，心与境），‘4E + S’认知应该被看做是标准认知科学的补充。因为标准认知科学的研究注重的是脑内的信息加工和计算，而忽视了身体与环境对认知的作用，而‘4E+S’认知对身体和环境作用的强调正好能弥合以往认知科学的离身缺陷。因此，只有将‘4E+S’认知与标准认知科学相结合，才能达到对认知的全面理解。”（[7]，页 207）与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相比，计算主义在方法论层面上或者说技术设计与实现上的辩护是最为容易的。《计算主义及其理论难题研究》一书也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并且由此展开了理论辩护。这也正是《计算主义及其理论难题研究》一书的主旨，其中明确指出，“计算主义诸多问题或难题可以归纳为两个问题——形式与意义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互相关联的，具体指的是形式系统中的意义获取问题，所以，本研究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形式系统及其意义获取问题。这一问题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分离开来的‘形式问题’和‘意义问题’；二是相互关涉的形式系统的意义获取问题。”（[7]，页 92）可见，这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形式系统自身是否完备，二是单单形式系统能否获取意义，这两个问题都是形式化这一认知实现方式层面的问题。实质上，《计算主义及其理论难题研究》在对计算主义难题的认识上体现了一种更弱意义的计算主义立场，其聚焦形式系统问题主要是方法论层面并连带触及认识论层面，而对于形而上学的计算主义则是一种回避。当然，从计算主义的发展来看，这种从强计算主义辩护的回避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或许这将获得一种更为稳固的计算主义，同时也可能是一种更为合理的形而上学计算主义辩护的前奏。

形式系统的意义获取问题

针对形式系统的意义获取问题这一难题，《计算主义及其理论难题研究》提供了一种计算主义的解决方案，从而为计算主义纲领进行了较为有效的辩护。《计算主义及其理论难题研究》中对于这一难题的解决可总结为如下两点。按照书中的表述：“一是澄清计算、形式与意义概念及其三者的关系。关于计算与形式概念，认为计算系统并不等于纯粹的形式系统，一旦从计算系统不等于纯粹的形式系统的观点出发，计算主义批评者的论证就不成立了。关于形式与意义概念，认为形式与意义不可分，因此，在形式与意义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就是说，形式系统中是可以产生出意义的”；“二是对意义获取难题的问题，主要是通过引入侯世达的层次区分和同构理论来回答形式系统的意义获取难题。……侯世达主张，意义的产生需要形式系统和符号与世界的‘同构’。这是意义产生的两个条件。第一，同构是意义产生的关键。形式系统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同构关系是形式系统产生意义的原因。形式系统中的符号在开始时是不含有意义的，但是当受规则支配的符号与现实世界存在同构关系时，意义就产生了。第二，在侯世达看来，计算机有硬件和软件系统，人也如此，心灵是符号构成的高层次的软件层，大脑则是由神经元缠结而成的硬件层。大脑或者心灵、思维是一个分层系统，最底层是形式系统层面，具有刻板性；越往上，形式系统的严格性等特征就越弱，非形式系统的特征就越明显，最顶层就是一个非形式的系统。侯世达认为，形式系统是可以产生意义的，层次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同构是意义产生的根源。”（[7]，页 23—24）《计算主义及其理论难题研究》一书将计算主义难题归结为形式系统及其意义获取问题，这一策略无疑是现实和高明的，但是由此书中对计算主义的辩护方案仍是尝试性且有待于补充发展的。第一，计算系统不等于形式系统，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形式系统是计算系统乃至计算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对形式系统的质疑可能导致对计算主义的质疑。同时，书中也正是通过对形式系统产生意义的辩护来实现对计算主义的辩护，可见，完全撇清计算系统与形式系统的关系并不合理。第二，关于形式与意义的关系问题，《计算主义及其理论难题研究》主张二者是不可分的，形式系统可以产生出意义，并且《计算主义及其理论难题研究》引入了侯世达的“同构”与“层次区分”理论来回答这一问题。不过，侯世达的这一方案也面临着几个有待澄清之处：一是侯世达的“同构”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早期主张，即语言与世界之间存在着逻辑同构的关系，但在事实上，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放弃了这一思想，这种逻辑同构更像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预设，侯世达的“同构”理论如何回答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挑战呢；二是侯世达的“层次区分”理论也难以说清形式系统产生意义的难题，其“层次区分”理论更容易被理解为通过物理层面来说明心理层面的相互作用理论，这无疑可能受到挑战。

《计算主义及其理论难题研究》一书的这种尝试性解答方案当然有其价值和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可能还存在其他解决形式系统产生意义的方案。应当说，形式系统是可以产生意义的，或者说形式系统至少是可能产生意义的。我们并不否认“中文屋”论证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对形式系统产生意义的批判，也就是说，形而上学层面上可能存在着意识、意向性或者主观体验性等现象，这些可能是意义的来源，而形式化信息加工的确难以处理这些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形式系统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可能成为产生意义的一种途径。就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说明形式系统产生意义而言，形式系统也许并非是侯世达所言处于物理层面或者低级层面，相反，形式系统可能是高层认知活动的一种表现。同时，这种作为思维活动的高级形式系统本身也可能产生意义，不过，这种意义获取机制未必是基于符号与世界的“同构”，而有可能基于一种形式系统的所处情境。

基于情境主义的形式系统意义获取

这种情境主义的补充导源于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对“同构”说的批判。维特根斯坦的主旨是要说明：语词的意义不能单单通过所谓的“同构”关系的外部对象来获取，语词的意义在于语词如何被使用。例如，就“买五个苹果”这一语句中“五”的意义而言，维特根斯坦说，“但是，‘五’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呢？——这里根本谈不上有意义这么一回事，有的只是‘五’这个词究竟是如何被使用的。”（[8]，页 4）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对“同构”理论的批评是合理的，因为“语言的意义在于用途”这一说法可能更多强调的是语言意义的情境性，即语词符号等形式系统的意义可能决定于其所处的情境，这种情境性也正是维特根斯坦在语言意义上强调“游戏规则”乃至于“生活方式”的本质所在。可见，从情境性角度补充《计算主义及其理论难题研究》关于形式系统的意义获取的方案是合理的。维特根斯坦的上述例子很像塞尔的“中文屋”论证，只是塞尔基于形而上学的意向性否定了问题的解决，而维特根斯坦则通过“游戏规则”或者“生活方式”的思想以新的视角试图解决“中文屋”难题，即在不考虑塞尔所强调的心理意向性等形而上学现象的前提下，通过附加情境的因素使形式化系统可能产生意义。这种基于形式系统所处情境理解意义产生的理论可称为一种情境主义的意义获取观，也就是说，一种符号或形式化语言的意义可能产生于其所处的语言情境，这种情境可能由一种形式化系统的预设规则、其所处的更大形式化系统等构成。当然，关于情境主义的意义获取是一个复杂理论，其将涉及基本概念的产生、形式系统内部概念的意义获取、人际交流中的意义获取等多方面问题。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表面看似没有意义的符号以及符号的计算操作，是如何在概念语词的产生与交流情境中具有意义或者说为我们和他人所接受和理解的。这里的关键在于符号及其形式化操作具有着各自特定的情境，如果没有情境，那么符号及其形式化就可能是没有意义的符号。这种情境主义的意义获取理论也可能应用于诸如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中，例如，如果想让机器人的语言能够表达意义，可能的方案之一是我们预设机器人所要表达意义的情境语言，如此一来，就可以让机器人在此种特设情境中表达我们所需要的“意义”（当然，这依然不是表达某种心理意向或者意识的形而上学层面上的“意义”），并且可以让它与同处相同特设情境中的“他人”进行意义的交流。安德森（Michael L.Anderson）关于新智能体的描述接近于这一想法，他指出，与传统设计相比，智能体的新设计需要“更短的规划，更经常地关注环境，并且选择性的表征。但是，缩短规划长度的逻辑结论就是没有规划、当下行动；同样，更经常地关注环境的限制就是不断地关注，这恰恰就是使用世界本身作为模型。最后，将表征扩展为选择性表征导致弥合了知觉与行动的鸿沟，或许知觉极大地依赖于行动。这样一来，动力学和相关性问题就推动我们接受了一种更为积极、与认知主体相关的真实世界行动模型，我将其称为情境性的目标导向（situated goal-orientation）。”[9] 哲学家梅洛 – 庞蒂在更大范围内描述了这种情境，“意识生活——认识的生活，欲望的生活或知觉的生活——是由‘意向弧’支撑的，意向弧在我们周围投射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将来，我们的人文环境，我们的物质情境，我们的意识形态情境，我们的精神情境，更确切地说，它使我们置身于所有这些关系中。”（[10]，页 181）

结语

当然，如同《计算主义及其理论难题研究》一书所提出的解决和辩护方案，情境主义意义获取理论也仅是一种可能的方案，这种方案在形而上学、认知理解和认知实现上也同样面临着一些挑战。例如，在形而上学上，明确将作为情境的外部物理环境和社会因素视为延展心灵（extended mind）构成部分的做法就受到诸如过分激进的质疑 [11]。此外，在情境因素如何构成性地产生认知的问题上也面临着过分激进的质疑；在情境因素如何使形式系统产生意义的方法论上也面临如何明晰一种“情境逻辑”的挑战。总之，在形式系统的意义获取问题上，情境主义的意义获取方案是值得深入研究且难以回避的一种方案，但也是需要不断反

思且不断消除质疑的一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