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复杂科学的世纪。可是，面对社会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复杂科学能够提供洞察和解决之道吗？作为复杂系统科学领域的奠基人之一，美国新英格兰复杂系统研究所主席 Yaneer Bar-Yam 在《解困之道——在复杂世界中解决复杂问题》一书中，以全新视角展现了如果利用复杂系统的理念和工具，应对各种传统方式无法解决的挑战。以教育系统为例，如今的创新型社会需要各种人才来填充多样化的工作岗位，而现有的大规模统一教学方案存在很多缺陷。我们该如何改进？在本文节选的章节“教育Ⅱ：教育系统”中，Bar-Yam 从复杂系统的角度考虑教育系统是如何组织的，并为如何改进提供了几条道路。
研究领域：复杂系统，教育系统，生态位选择
亚内尔·巴尔-扬 | 作者
沈忱 | 译者
邓一雪 | 编辑
教育系统中的危机正在（或许已经）变得和医疗系统一样严重。我们可以用分析医疗系统的方法来应对教育系统的问题。两者有相似也有不同，但主要结论基本相同。现在，我们使用的方法适用于大规模、高冗余的系统。然而，它并不适合应对当下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结果可能会是灾难性的。是因为这样的方法在医疗系统中大放异彩，于是我们要在教育系统中复制这样的成功吗？人们花了20年时间才意识到医疗系统的发展与初衷南辕北辙，而对于教育来说反馈来得要缓慢得多。我们得等孩子们长大成人并变成社会的一分子之后，才能真正衡量自己对他们的教育进行得好不好。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难以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种情况下，有能力在复杂系统的总体原则下从军事或医疗系统中吸取经验就格外有帮助。
在这一章，我们通过从复杂系统的角度考虑教育系统是如何组织的，来开展针对系统本身的讨论。然后我们再探讨这个系统的问题。尽管普遍认为问题存在，但我们发现问题被误解了，于是导致了错误的应对方法。很多人对问题的评估和提出的解决方案都基于对“儿童需要学习什么”这一问题的大规模且统一的回答之上。于是，他们追寻的解决方案会导致人群更加同质化。相比之下，我们认定的问题是不同的。我们推荐的基于复杂系统观念而改进教育系统的方法，会导向更加多样化的个体能力。这对于需要人才来填充多样化岗位以促进创新的社会，以及因此能发展其兴趣和才干的个人，都是更好的方法。
我们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教育系统是高度分散化的，并且相互关联很弱。从我访问学校的经验来看，可以很肯定地说，在很多学校中，一个教室中发生的事和另一个教室中发生的事几乎没什么关系，哪怕它就在隔壁。当一个教室中发生了剧变，例如说进行了老师的替换，这对另一个教室产生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另外，学校的各个课堂看上去也非常不同。如果考虑到不同学校教学活动的不同，这一差异就更显著了。比方说，一个学校的老师常常并不知道另一个学校所发生的事情，哪怕它们同处一个区。
然而在不同课堂的教学中，我们常常使用相同的教材、贯彻相同的教学风格，并依照相同的准则规定孩子们该学什么。我们需要把这种间接施加的统一性和关联性区分开。是否具有关联性取决于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当一个地方发生变化时，会不会影响到另一个？在学校系统中，通常来说不会。因此，由外力施加的共性，比如和老师的教育相关的共性，并不代表着强烈的关联性。
正如我们已多次讨论的那样，在系统功能需要依赖时关联性很有用，否则非必要的关联会阻碍系统的效能。诚然，我们只要说到复杂系统，就会想到关联性。于是从某种程度上，你会认为这里的独立性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把教育系统当作复杂系统来看。然而，正是因为人们倾向于认为整个教育是一个系统而不认为课堂是组织的基本单位，从复杂系统的角度来说，这种关联的缺失才这么重要。因此当我们把教育系统当作一个整体来思考时，不要忘了每个课堂之间是大体独立的。
从复杂度曲线的角度来说，课堂间相似的方面产生了大尺度的统一行为，而课堂的独立性意味着系统行为中很重大的一些方面是小尺度的、局部的。这并非偶然。为什么会这样？教育系统这样组织是因为其任务的很多关键方面就是小尺度和局部的。具体地说，教育系统中复杂度最高的任务就是具体的老师和每个学生个体之间的教育关系。很多人将教育视为老师为学生提供一组信息的过程。若真是如此，那么老师本可以为更多学生提供同一组信息。然而我们已经知道，教学质量会随着课堂人数的提高而急剧下降，尤其是人数超过20人以后。这就是老师和学生之间个体关系重要性的一个体现。通过研究课堂活动的动力学，我们还能理解很多其他的迹象。在课堂中老师和学生间的互动是高度复杂的，涉及这位老师的特质和每一名学生的特质。
学校系统任务的复杂性同样来源于它的职责，它需要让学生们为我们所处的复杂世界做好准备。不同职业的差异要求了技能的多样性。随着社会复杂性的提升，教育的复杂性也必须随之提升。如果我们接受了“教育的任务是复杂的”这一观念，我们就能明白为何不同教室中课堂活动之间的强烈依赖不是个好主意，以及为何教育系统是这么设计的。
然而，让课堂之间和学校之间大体独立仍存在隐患，这将导致提供的教育质量差异巨大。不同课堂间缺乏关联性的自然后果就是质量参差不齐。这看上去不像是个很有效的系统。在我们直接应对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那些关注教育系统的人对这些问题怎么说，并进一步完善我们自己的见解。
美国教育系统到了该提升的时候了，这已是广泛的共识。有益的下一步在于仔细思考问题所在，并找到其在系统中的源头。同时也要认识到现存教育系统的成功所在，这样才不会在摈弃缺点时也抛却优点。
对教育系统的很多担忧，是在担忧全球竞争中美国经济效能的背景下提出的。1983年，美国国家卓越教育委员会发布了名为《危机中的国家》（A Nation at Risk）的报告，可谓是一篇面临全球挑战时号召美国改善教育系统的檄文。他们表示：“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我们一度在经济、工业、科学和技术创新上无可匹敌的优势正在被世界各国的竞争者们取代。”[1]
尽管有这些严重的警告，美国的经济仍被视为国际经济的主要推动力——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04年大约是11万亿美元，占据当年约51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总量的1/5以上。同时，美国的人口只是全球人口的4.6%，不到1/20。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美国在全球仅次于卢森堡[2]。
然而，根据同时期标准化数学和科学测试的结果（具体地说，是根据“第三次国际数学与科学研究”，简称TIMSS），美国被很多国家甩在了后面[3]。对于高中毕业的学生来讲，多年来这个结果每况愈下。美国的平均分显著地低于参与测试的其他国家的加权平均值。
如果我们以这些分数来预示未来的成功，这看上去就很矛盾：我们已经多年低分了，然而经济还很强劲。我们该怎么解读这一矛盾局面？这是说数学和科学与经济成功毫无关系吗？还是说有反向关系？这看上去当然不合理。于是我们的结论是不应该担忧我们的教育系统吗？这也没有道理。但考虑到刚才的证据，也不能仅仅因为这些考试的低分就得出结论，说我们的教育系统存在问题。
抛开这些解释，我想指出，这是源于对复杂系统而言至关重要的一个指标：其成员的多样性。当整个系统高度多元化的时候，它就擅长应对复杂挑战。在当代的经济、技术和企业创新领域内，我们都明白这一道理。尽管一个标准化的数学和科学教育自有其好处，但当人们用不同的方法来使用它们时才更有可能产生创新。经济的发展源自当人们探索做事情的各种不同方法时产生的创新，而当人们以各种不同方法来学习而非一种时，这种差异化就自然出现了。
多样化的系统中涌现出创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除此之外，在现代经济里数学或科学显然不是唯一重要的技能。举例来说，成功建立一家有效运作的公司需要的很多技能就无法在数学或科学课中学到。我们首先可以观察到，计算机编程就不在任何经典课表中，同样找不到的还有工程与管理基础。最好的程序员是那些在标准化数学、科学考试中得分最高的人吗？这还很不明晰。最好的网页设计者是这些考试的最高分获得者吗？这就更难以看出两者的联系了。企业高管、经理、演员、音乐家、运动员，他们在这种考试中表现如何？为防止有人质疑后面这些职业的经济重要性，我们最好不要忘记，电影、音乐、体育占美国出口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它们为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4]。
确实，看上去鲜有哪个高薪职业是通过不断上数学课来磨炼其职业技能的。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推进一步。如果科学和数学是效能和成功的关键，那么关于成功的一本畅销书中，比如科维（Stephen Covey）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5]，就应该大篇幅地包含科学和数学的问题以让读者有效应对周遭世界，但事实并非如此。当然，你现在正在看的这本书讲的是用于现实世界的科学观念，但这显然不是常态，并且这里讨论的科学与常规的高中数学和科学课程中出现的科学相比，其性质也并不一样。常规的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似乎并不需要大众的持续研究，除非它们是专门针对某种特定职业的，例如医师可能会研究特定的生物学问题。
作为一个写过充满公式的高阶教科书的作者，我会非常欣喜于更多的学生能理解高阶数学。但是，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这些数学吗？绝不是！这本书是关于一些在现实世界中有广泛应用的思想，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这些思想吗？也不是。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做和所做之事形形色色，而为了做好这些事，人们需要了解的知识又林林总总。世界上重要的知识远超个体凭一己之力所能掌握的，而我们最好不要完全掌握相同的知识，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为世界作出不同的贡献。有什么是人人都应该知道的吗？也许吧，但把这个当作学校的唯一作用绝不是个好主意。
如果我们的学校系统的确迫在眉睫地需要改进，很难说通过创造一批能在TIMSS中获得高分的学生，我们就能认为对学校系统的改造成功了。当今社会需要杰出的教育者、科学家、工程师、经理、物理学家、护士、技术员、心理学家、作家、程序员、律师、士兵、会计师、设计师、艺术家、音乐家、演员、运动员等等。朝着单一目标努力，比方说标准化考试的成功，可能反而降低我们社会的总体效能。
社会效能多样化的重要性还不是全部。我们也得考虑对孩子而言什么最好？怎么样能让教育系统更好地服务于每个孩子？是使他/她适应于一个模子、一个单一的想法，还是给其提供关注和机会，以使其兴趣和特长能得以发展？孩子们之间存在很多不同，拥有不同的技能、个性和渴望。理想化的机会并不意味着每个孩子都得一样。当我们问一个基本问题，例如“某个孩子的满足感如何”时，我们就意识到个体、社会以及其间的互动都很重要。
我们该如何理解现存学校系统下产生的多样性？我们可以认为，多样性是学校之间、老师之间和个体学生之间差异化的结果。这些层面的差异间的互动造就了教育结果的不同。多样性的问题也和参差不齐的教学质量互相纠缠。
我们在哪能看到现存美国学校系统中多样性的建设性作用？很多人自我介绍中的一句话就是这一谜题的关键之一：“我的职业生涯源于我的一位老师。”这意味着在一个高度不同的系统中，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不是某个学生的伯乐，但只要有一个老师是他的伯乐就足够成功了。于是就有了如何给学生搭配正确的老师这一核心问题。如果每个孩子的伯乐都是同一个人，那就好办了，我们只要找出这个特别优秀的老师，然后只让他教。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因为不同的老师适合于不同的学生。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某些老师比其他人适合于更多的学生，但意识到这一差异是重要的。在现行的系统中，老师不同，教学风格不同，而少有标准化，这或许能创造足够的机会让学生们至少能碰上一次对的老师，这样尽管绝大部分的学习只是马马虎虎，但整个系统将是成功的。
学校间的不同导致的差异常常源自社会经济条件和其所处的社区背景特征。教育系统在这一点上存在巨大差距。通常，人们认为郊区的学校比市中心的学校好很多。但是请注意，我们现在说的是质量的差距，而不是针对个别孩子教育的差异。质量的差距未必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但仍然是一种差异。它们反映着美国教育系统在诸多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化，包括教学质量。
学校间的差距，尤其是对于一些低质量的学校，导致了对学校改革的强烈意愿，而这有别于国际测试得分差距的问题。我们的很多学校存在明显的问题。它们提供的教学环境很恶劣：未经维护的校舍，过度拥挤的设施，匮乏的教学设备，弥漫在学生中的酒精、毒品、暴力、犯罪等一系列问题。当然，这不仅是一所学校的特征，更是学校所在环境的一种属性。对于市内学校或更广义上的贫困社区的学校来说，这些典型问题易于发现，却难以解决。的确，有人认为好学校的关键在于社会经济条件，改造社会经济环境比改造学校更重要。然而，好的学校可以提供一条让人们能改善下一代人社会经济状况的途径。因此，尽管环境很重要，但我们仍有理由把重点放在改善教育上，以此来改善整体的社会经济状况。
从社会的角度讲，也可以说（不管是愤世嫉俗地还是脚踏实地地），在工业时代社会中，对于某些学生而言这种贫穷的学校和低质量的教育的存在或许是有益的，因为它需要很大一部分低技能的劳动力。（在这种社会中如果每个人都被培训成了专家会怎样？）但现在，随着我们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尽管现在仍然存在大量的低技能服务性职业，但这种教育质量不管对孩子还是对社会而言都不像是个好事。从个体的角度说，显然孩子们没能兑现他们的天赋。
质量上的差距，不管是学校之间的还是课堂之间的，都意味着我们应该担忧教育系统的质量并力图改善。不幸的是，意识到教育系统质量的这些问题后，很多人给出的答案是统一的教育。的确，我们太过重视同其他国家TIMSS考试成绩的比较，以至看不清极端多样性在教育机会中的建设性作用[6]。
此外，教育系统质量也有赖于当地人们有多重视它。当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婴儿潮一代正在上学时，人们很关注学校。但在他们毕业之后，很多地方在校学生数量持续下降，直到他们的孩子们到了上学年龄。这导致了几十年中教育都不是社会的重点所在。没什么新老师加入；其他领域的工资见涨而老师的工资停滞不前。因而，现在教育系统需要关注就不奇怪了。
然而它需要我们关注的原因，并非在标准化考试中差劲的得分，而是参差的质量。教育系统的问题在于教育质量非常不统一。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一个处处都高质量、在教学上却有高度差异性的系统。在漫长的12年学习过程中只碰到一个伯乐（何况还有的学生压根碰不到），这样的比例太低了，绝对谈不上是教育系统的成功。在社会复杂性增加的背景下，这一点尤其明显。在我们呈现一个复杂系统方法创建的高质量、高差异性的教育系统之前，我们先看看现在教育系统改革的方案。
现代学校系统需要改善已基本成为共识。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很多人可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搞错了问题所在。然而，更重要的是认识到，现在被广为接受的解决方案——大规模统一教学方案——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既不足够也不恰当。
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改革方案依赖于通过间接的方法来评估学校，从而引起教育质量的改善。不是对特定学校进行直接评估，而是所有学生都要参加统一的、影响重大的标准化考试。这种方案的思路是，因为学生如果失败会面临严重后果，这就会鼓励老师和校方来提高教育质量以使学生通过考试。这种标准化考试的统一方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坦克师的统一行动。如果完全实施了这一方案，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个国家所有学生都在同一时间参加同样的考试。这就是典型的一种教育上的大规模统一行为。
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强有力行为会对学校系统产生影响。然而，基于我们对复杂性的了解，这最终只会让学校以另一种方式辜负学生和社会。一如其他用统一性方法来处理复杂系统的情况，最初人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些成功的假象。就像美国在越南战争初期以及苏联在阿富汗战争初期取得的成功（如果结合后来的困境来看，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成功也是如此）。一开始会有大量的成功：军队高歌猛进，攻城略地。然而随时间推移，这种方式的失败却显而易见。越来越多的士兵在经年累月的大量小规模军事行动中丧生，大量平民伤亡，当地社会无法有效运转。最终，所有军队在巨大的挫折中撤退。这就是应对复杂问题时，大规模行动是如何失败的。刚开始，这种大规模行动貌似很成功并能感受到其影响，但长期下去，它会在细节上一块一块地瓦解。渐渐地，这些碎片堆积出灾难性的失败。因此在教育中，我们可以预期会出现很多成功的迹象，这会让那些标准化考试方法的支持者宣告胜利，并强化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信念。
标准化测试由来已久。自从于1901年引入，多年来SAT考试都是学生进入大学的主要门槛。然而存在很多方法绕开这个考试，给学生们提供替代选项。没通过的学生也可以选择去职业学校或者不上大学。有些州（比如纽约州）在高中毕业时会进行全州范围内的标准化考试。现在已经有更多的州将标准化考试作为高中毕业的要求，联邦政府也有了新的对年度标准化考试的要求。
标准化考试推动了“应试教育”：将教育的范围缩小到只包括考试中会出现的内容，并教授如何应对这些测试。这对参与其中的人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的成功只能通过参加考试来衡量。要评价这是不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就得问：参加这种考试真的是衡量学生能力的有效方法吗？它能否预示学生最终在社会中的成功和成就？通过观察社会如何运作，我们会发现，显然人们既不以参加考试为职业，也不因参加考试而获得薪酬。对于想把考试作为成功标准的人，这不是个好征兆。从个体适应的角度看，如果参加考试是我们衡量个人成功和学校成功的唯一方法，久而久之，我们将看到学生和学校所擅长的就只是这个。
系统还会以其他的方式来适应这种衡量成功的方式。那些以学生平均分来接受评估的学校，会想办法阻止差生参加考试，甚至通过把答案透露给学生来进行舞弊。限制入学或者参加考试的学生人数，长久以来都是学校用来提高其学生平均分的做法。只讲授会出现在考试上的那些内容，和直接给学生答案又有多大差异呢？如果我们真正想让学生们知道的就仅仅是考卷上会问的，那么到了考试的时候直接给答案就足够了。
标准化考试背后的动机依赖于假设学校会教给学生们总体上有用的知识，而考试会大体上评估他们的学习效果。这一假设只有在如下条件满足时才成立：
• 存在一个有用的标准知识体系；
• 考试能提供一种公正的检验知识的途径，既包括其内容（考什么）也包括其流程（怎么考）。
具体来说，对考试结果的评估必须是对必要知识的直接衡量。就算这些条件满足了，仍然很难说让学生们在考试中取得更好的平均成绩就表明教育系统在其目标上更成功了。成功有赖于目标是什么。比方说，就算学生们能学到有用的知识，并且这些知识在考试中被客观地检验了，也不意味着让所有的学生学习一样的信息能让社会有效运作。如果说有效的社会运作是教育系统的目标，那这样的系统将会失败。
很多和标准化考试相关的问题已广为人知。那么为何人们还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呢？有人相信考试是评估学生的好办法；然而，也有些人是因为不知道还存在其他更好的改善系统的选项。在下一节我们会讨论几个这样的选项。在此之前，我们仍需要考虑这样一个可能性：强加标准化考试并加大其影响的实际动机和人们所宣称的并不一样。
采用标准化考试的一个可能动机是抵抗不同的亚文化的发展。在标准化考试运动之前，美国曾出现发展其他语言（特别是西班牙语）教育项目的运动和在教育中提供更多文化弹性的呼声。尽管美国对个体差异和文化多样性都很宽容，但对两者的忍耐也都有限度。人们强烈相信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需要共同的行为参照系和共同的道德框架。虽然这不意味着人们认为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应该一致，但人们通常认为，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以使社会系统能运作。确认这个共同基础很难。然而，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教育系统的一个关键功能就是提供共同基础。这个文化基础应该包含什么？美国国内针对这个问题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些看法之间甚至存在强烈的矛盾。
标准化考试没有直接去应对文化这一个复杂主题，它反而促进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存在一个所有孩子都应该知道的关键信息和技能的集合。这些知识看上去不是“文化的”，因此这一主张更符合政治的胃口。但是，如果这些要求就已占据了大部分在有限时间能学习到的知识，那么教育的统一性就排除了文化和其他种类的多样性。很多人认为共同的文化基础很重要，这是有道理的。文化多样性与共同文化之间合适的平衡的确难以把控。我们在这里要说的不是去衡量合适的平衡，而是标准化会带来严重的问题。
现在基于标准化考试来对教育系统的改革走向了错误的方向。在没有确保更多的好老师的情况下，这种改革反而确保孩子们会有一个更统一的教育，却并没有提供成功的关键：独特的好机遇。这个策略与社会日益复杂的根本方向背道而驰，最终将无法给孩子们提供通过个人能力得以发展的机会。
一旦我们认识到教育系统可以比现在好得多，而现行的改革方法有很大缺陷，我们能怎么去改善它？ 有很多人关心教育系统并致力发展教什么、怎么教的新想法。从实际的角度出发，课堂间的独立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很多旨在改善教育系统的策略在它们尝试“改革”整个系统时失败了。因为学校系统效能的关键在于个体的学习，干预的努力也需要是局部的。这意味着人们需要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特定课堂的局部成功之中。人们期望如果一个地方成功了，这一结果会激励他人采取那个地方的方法。然而，如果课堂间大体独立，这个方法就很难行之有效。对于工作在这个领域内的人以及期望影响整个学校系统的人而言，就会遭受巨大的挫折。
尽管标准化考试仍是现在教育改革的主流方向，但它并不是唯一方向。人们在尝试各种方案，从特许学校*到家庭学校教育。其中有些方法是和复杂系统理念一致的。我们的下一步是考虑复杂系统理念意味着什么。我们对教育高复杂度的理解意味着不存在单一的解决方案，对每个地方或者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正确选择。关键是意识到实现高质量不意味着一定要牺牲多样性。通过使用复杂系统的观念，我们可以找到同时提高质量和多样性的解决方案。
*美国20世纪90年代基础教育改革中产生的一种新的选择性公立学校。是由特许授权机构（一般为地方教育委员会、州教育委员会）与一些团体、企业和教育工作者、家长和社区领导在内的个人签订合同、互相承诺，承租者拥有办学自主权的一种办学形式。——译者
复杂系统的理念给改进教育系统提供了几条道路。这一解决方案有几点需要强调：对局部干预的需求；以生态位选择取代标准化考试；对教师、学校、学习环境的选择。总的来说，这些方法的动机来自两种认识：个体学生教育的复杂性是一种局部任务；社会的复杂性体现在社会对多样化、专门化知识的依赖，而非依赖于社会中所有个体共有的知识基础。
行动主义者的口头禅是“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这一原则也能很好地用在复杂系统研究得出的结论中。个体课堂间显著的独立性以及任务的复杂性直接意味着每个地方的情况都是独特的。只有明白课堂的具体环境才能明白如何去改善它。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解决方案针对这一点也指明了方向：特种部队。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存在很多问题。我们需要认识到不同地方的不同问题需要的是局部的、特定的行动。
解决方案是组建特殊的小组——“特种部队”，以发现在不同地方该采取的具体行为。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大规模行动就会奏效了。相反，不同地方各有需求：更小的课堂、课后辅导、经济支援、缩减校方人员、哥哥姐姐的帮助、信息技术、创新教育法、修缮或新建校舍、特别兴趣小组、家长和孩子一起接受教育，这些都是其中的例子。如同在复杂环境中的军事行动，大规模的标准化考试会失败，而“特种部队”能取得成功。
对于任何基于目标的项目，评估都是重要环节。如果我们在乎教育，我们就得评估自己做得如何。要抛弃标准化考试，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抛弃所有形式的评估。尽管对教育系统的评估和对儿童发展的评估未必相同，但如果我们要取得进展，就得在这两方面都下功夫。对儿童的评估（或者说广义上的评估）似乎总把人们引向标准化考试的概念。毕竟如果没有标准我们怎么评估？有人提出将个体化评估作为替代，即一种以个体目标（潜能）来衡量其发展状况的评估。这听上去不错，但也有问题。当我们都不知道孩子潜能是什么时，怎么去衡量潜能兑现了多少？显然我们还没发展到能在孩子兑现潜力之前就“预测”出他未来能达到的高度（否则的话，不管是教育还是评估都不存在任何问题了）。并且很不幸，复杂系统原理表明这种预测几乎不可能实现。
我们上哪去找另外的法子？进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类比——“生态位选择”。如同前文所述，进化中的竞争以不止一种的形式展开。成功有很多条途径。想象五花八门的动植物、各种不同的气候条件和生态系统，以及每个生态系统中的不同角色，所有这些都受制于竞争。做好其中一种角色和做好另一种角色之间千差万别。这就像是拥有很多的“标准化考试”，尽管在此处“考试”这一概念太狭隘了，因为存在各种评估和竞争的可能形式。每一种竞争都可以非常严格，但会有很多不同的竞争，而这其实就是社会现状。有很多的职业可供个人选择，但要做好其中任何一种，你都需要表现得非常出色。不管是棒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还是高尔夫球运动员，你都得在那项运动中出类拔萃。甚至在一种运动之内，有时你也得专精一个位置（比如篮球队中的中锋、得分后卫、教练）而非全部。如果你想当一个商人、医生、律师或者科学家，你自己看这些职业，每个职业里面都有大量不同的“生态位”。建立衡量成功的多种标准当然难于只建立一种标准。然而这和社会现状是相符的，而教育系统就是要让学生准备好去适应这样的社会。如果我们考虑到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化进程中发生的一切，就会看到对专业化需求的提升。教育专业化的话题一旦出现，总会有人问：“难道不是有些东西应该人人都知道吗？”也许有些东西每个孩子都应该学。但是，当今关于标准化考试的讨论是关于改善学校的，不是关于什么是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的确很有必要对“什么应该教给所有的学生”进行讨论，并且这中间应该包含前文讨论的共同文化的方面。然而，这种讨论不应该和改善教育系统的努力混为一谈。
如今的创新型社会提供许多不同职业，每个职业里面有大量不同的“生态位”可供选择。
可能会有人认为，在教育早期采取标准化考试是有道理的，关键在于何时开始专门化。从历史上来看，专门化开始于高中并且在大学得到进一步细分。多年来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很多成功的成年人是在早期时习得了独特技能。对于那些对少数几个“制高点”展开激烈竞争的职业更是如此，比如职业体育或者表演艺术。如果我们能活得更久并能承受一个对人人相同的早期教育，然后再去接受专门化教育，那么更多的标准化或许能奏效。但哪怕是那样也难说。早期教育对于建立大脑的关键连接和流程是很重要的。此外，我们看到各行各业的人们时，都能看到他们拥有的能力和技能的多样性。让人在一个领域成功的那些特质和让人在另一个领域成功的特质截然不同。教育应该给孩子们提供机遇，让他们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发展成才。这就应该在教学中尽早采取专门化，以适应孩子之间的差异性，包括如何有效学习、什么内容学得快而什么内容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学会。从最简单的层次分析，在一个所有孩子以相同速度学习相同内容的统一系统中，进度将取决于学得最慢的孩子。如果孩子们可以以不同的速度学习，那么孩子就可以根据自己情况来，能快则快，该慢则慢，这样所有人的进展都会好于采用统一教学时的情况。由于不同孩子在采用不同教育方法时表现更好，个体化的重要性就更高了。当结果的多样性很重要时，在个体天赋领域内快速进步的有效性就更明显了。
的确，教育标准化是过度简化以迎合大众的方式，它压抑了个体的独特能力以确保所有人在相同阶段都能达到相同的程度。这是针对儿童发展的“大规模生产”。要明白这种方法有多局限，只要记住孩子们之间有多大差异。如果你记不得这一点，就花些时间和孩子们相处吧。对于任何有不止一个孩子的家长，这都无比明显！
教育中的多生态位看上去是怎样的？有多少种方法来对一个孩子在事业成功方面进行效能评价？从常规的标准化考试说起，对几个不同的学科领域，我们可以找出不止一种分数的组合来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一门考试的好成绩可以用来弥补另一门不好的成绩。每门考试仍然可以设立最低水平线。然而，这个最低水平线将不再是成功的唯一标准。在考虑英语、数学、历史和科学间的平衡时，没有哪种特定的通用方式是唯一的成功途径（相反的极端体现在英语拼词大赛中，这里只用英语拼写这一条能力作为成功的标杆）。当然，我们能够想出其他衡量不同学科来评估成功的方法。增加其他不同但形式仍是标准化的考试，会大大提高评估方式的差异性。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什么构成评估”来开阔视野。比方说，使用限时考试就是个问题。有些职业的成功有赖于快速行动，另一些则有赖于最终做出最好的结果，而并不在意花多长时间。这就意味着除了限时考试，我们还要考虑评估孩子在写作、数学、社会或科学课中完成的作品。这通常称为作品评估。然后，我们也许还要关注影响成功的另外一些不同方面：人际交往技能、情感成熟度、共情能力、目标的有效制定。这都是被称为“情商”的方面[8]。很多人认为这些能力比标准化考试分数更能影响到职业的成功。认为这些能力无法被评估是没道理的。如果其中有些评估方法不能像标准化考试那么“客观”，就随它们去吧。仅仅因为标准化考试是客观的，不意味着它就是对成功的有效衡量。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些评估方法上时，必须考虑如何将它们整合在一起，为成功设定标准。如果开发对于成功更广泛的评估方法存在困难，那也的确是正常的。寻找合适的、多样化的标杆来真正衡量孩子们在复杂世界中的效能，这是一个关键的任务，我们需要为此投入大量的努力。
我们还要考虑第二种关键的评估：评估提供给孩子的教育。很多人认为这和评估孩子是一回事——如果孩子做得好，那么学校也教得好。然而，这个表述要成立，就需要我们有方法能够比较接受不同教育的不同孩子，并且孩子们的个人情况还要足够接近，从而能够通过衡量孩子的进步得到的标尺来比较老师、学校或者教育系统。
要评估教育系统，我们可以创造很多标准。其中一种方法是用一些多样化的评估学生的标准来评估教育系统的进程；另一种涉及观察儿童学习中进步的动力学，即形成性评估。两者都和评估学习环境有关。然而，改善教育的主要问题不是评估方法本身，而是选择的可能性。选择是进化过程中促进改变的有力因素。在这里，竞争（比较性评估）有重要的建设性作用。现在，以及多年以来，选择过程在教育系统中几乎没起什么作用。这是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大不一样的地方，也的确就是这两个系统在局部层面存在的问题很不一样的原因。在医疗系统中，除去医疗错误，我们通常并不批判医生以及医患关系，然而在教育系统中，我们常常批判老师、学校和师生关系。这个问题最自然的解决方案——也是最合理的解决方案——就是允许教育系统中存在选择。
你想想，比起一天到晚、一年四季陪伴自己孩子的是哪个老师，家长对于哪个机械师来修他们的车反而有更多选择。如果一个机械师没法完成你的要求，你就换一个修车厂。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你却没有类似的能力。这是教育系统令人惊讶的一个方面。
学校的选择在公立和私立学校的背景下成了一个很政治化的议题。目前美国国内对择校的讨论关注点是公共财政能否被用来支持可能具有宗教成分的私立教育。这可以给家长一种选择权，而我在此建议的选择权更简单但更强大，即在多个类别中（老师、学校等）作出任意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哪怕所有的选项都出自公立教育系统。如今学校和学校系统很在意自己指派老师的能力，它们非常害怕家长具有选择权。说到底，可能会有太多家长选择一个老师，而另一个老师无人选择，使整个系统陷入动荡。但这难道不正是选择的全部意义吗？另外，教育者也常常相信家长根本不知道什么对孩子最好。当然选择不意味着总能选到正确的“答案”。进化存在很大的随机部分——但随机性对于创造变化和进步的可能性是至关重要的。选择是产生进步的机制。
有例子表明，这种选择正开始在学校系统中获得认可。特许学校及其他特殊学校的存在和政策使人们开始有能力选择学校和老师。因此，任何一个学校改善项目的基本成分都应包括提供更多的选项。限制选择或许对学校的现有掌权者有益，但它阻碍了系统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现有教育系统基于一种包括递进阶段（一年级、二年级……）和最终产品发布（毕业）在内的工业化模型。如今教育改革的主要工具——标准化考试——是工业时代中品质控制方法的一部分。这种方法在生产线末端（或在过程中的检测点）根据某种标准来评估产品质量以保证产品统一。有多种方法来改变教育系统使其更适合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或许和我们这里讨论的可能性相比，需要的是整个教育系统更彻底的改变。然而，哪怕是那些符合复杂系统观念的零敲碎打，都会对教育及教育系统的表现产生重大影响。
我这里主张的关键是拓展教育系统的作用：对于未来的教育系统，分辨个体学生应该接受哪种教育，是和提供该种教育一样重要的职责。并且，对学生接受哪种教育的决定，是教育系统和学生或家长之间双向选择的过程。
为了给不同的学生提供不同的教育，我们不能只是提供替代项目。我们还必须持续地评估学生来决定其在系统中如何前进。这是个复杂的寻路任务，目标是给年轻人一个教育与工作间的平滑过渡。（因为继续教育的存在，甚至都无法确定这是否算得上真正的过渡。）尽管可能很个体化，但评估也需要在学生之间进行比较。生态位选择意味着我们有一群足够相似的学生以供比较。学生也应该被分组，以简化不能教授太过多元化和专业化项目的老师的教育任务。然而不管我们是把这些学生在同时同地进行评估，还是用电子化或其他方法进行间接比较，都有必要用一些比较流程来评估学生（以更好地在教育系统中对其引导），并评估提供给他们的教育。
我们考虑了两种不同方向：从每个孩子的复杂环境出发和从整个教育系统的失败出发。两个方向指向同样的结论：教育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每个具体孩子受到的教育，而非统一的策略。实现个体化和为每个孩子选择恰当环境是巨大的挑战，需要对现有教育系统作出重大调整。然而，这是社会从工业时代向新时代过渡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在工业时代，这种大规模生产在学校系统中才是一种至少有部分合理性的模型，而新时代下的教育系统将让孩子既能自我实现，也能应对我们所在的复杂社会。
这个过渡会有利弊，而不光只有积极的方面。这个讨论不是理想主义的——而是现实主义的。一个被珍视但或许应该抛却的理念是，我们都有共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且我们能够互相交谈并沟通。这个理念看上去不可持续。个体化和专业化最终来看和共通的沟通并不协调。社会作为一个复杂集合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大家都是朋友，而是我们通过互补的差异来达成集体的有效运作。局部的沟通应该是有效的，但全局的沟通或许是有限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该尝试通过维持教育的常规部分来保持一些共性。然而，随着社会因专业化而越来越多元化，这种共性可能会越来越难以维持。
我们也指出，尽管存在源于教科书、教师培训和社会期许的标准化，教育过程的复杂性还是在过去带来了高度独立的课堂。如果我们换一种应对个体专业化的方法，不同地方的教育系统中的很多相似处就会减少。与此同时，通过允许让学生在各种可能的教育项目间选择，又会导致教育项目的关联性的提高。这意味着课堂之间的独立性会降低。学生之间的竞争、通过生态位选择来对他们进行的评估，以及课堂之间的竞争会增加关联性，然而这种关联性是局部的——而非整个教育系统全局的。当我们考虑复杂度曲线时，我们看到关联性会降低小尺度下的复杂度，而增加比其稍大尺度上的复杂度。降低教育系统的统一性会在最大尺度上降低复杂度。总而言之，最终的效果是在中间尺度上增加复杂度，远离要不然彻底统一、要不然彻底独立的传统“两头高”结构，而转向系统组织。从复杂系统的角度看，很显然这种复杂度曲线的转变对教育系统培养组成社会的一代人而言是必要的，因为教育系统的复杂度曲线必须和社会已经形成的和将要形成的复杂度曲线相匹配。
教育系统有责任教会学生他们需要知道的，从而让他们成为成功的公民。这种成功将同时实现个人成就和社会兴旺。客观上说，对于个体作用或社会作用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关注，而关注的应是两者的兼容性。一个成功的教育系统既能让孩子发展自己的潜能，又能让孩子以各自的社会角色实现其潜能。
还有一个主题我们在这一节没有直接讨论，但它特别重要。在当下社会，基本单元并不是个人，而是各式各样的团队、组织来形成功能单位。因此，教育系统必须意识到，个体教育的本身是个不完整的任务。哪怕我们考虑到个体教育在个体后续形成有效团队中的促进作用，这也不够。最终，教育过程要以团队作为教育成果，而非个人。
传统上，大部分与他人有效合作能力的发展都被认为是学校课程之外的。合作和社交的技能往往是通过运动和比赛习得的，因为在其中，建设性的互动是必要的，不管是竞争性个体比赛还是团队运动。获得合作的能力一直是团队学习的重要部分。然而如同我们在讨论医疗系统时指出的那样，发展队伍的专业能力需要更高度整合的功能以完成高度复杂的任务。这些需要在特定的职业互动环境中习得，且习得方式需要对所涉及的特定个体有效。如同让几个个体学会打篮球并不意味着这就能让他们形成一个优秀的篮球队，学习个体技能也不足以保障其形成的队伍在其他环境下还能有效运作。尽管专业队伍明显不应该形成于教育的早期阶段（类似于在整合式课程中，部分大脑的过早整合），但我们仍需注意团队技能的学习，并接受最终能形成团队的教育发展过程。
1.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 Nation at Risk: 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1983）.
• World Factbook 2004（CIA, 2004）.
3.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Offi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ighlights from TIMSS,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1999）.
4. 请参阅：
• Datamonitor, Global Movies and Entertainment（2003）.
• IFPI, The Recording Industry In Numbers（2004）. http://www.ifpi.org
• Playing to win in the business of sports, The McKinsey Quarterly（2004）.
5. S. Covey,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Simon & Schuster, 1990）.
6. D. C. Berliner and B. J. Biddle, The Manufactured Crisis（Perseus Press, 1996）.
7. 请参阅M. Gormley, Records show teachers cheating on tests, Associated Press（Oct. 26, 2003）。
8. D. Goleman, Emotional Intelligence（Bantam Book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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